大约公元前256-前255年，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一位赶驼人给他的雇主泽农(Zenon)寄信，投诉泽农的两个代理人拖欠他工钱。信中写道：
    但是他们因为我是蛮族人()就藐视我。所以我请求你，如果你认为合适，就命令他们让我得到欠我的东西，并且以后按时付给我工钱，好让我不至于因为不会说希腊语()而饿死。(P.Col.Zem.II，66.18-21)
    泽农是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的产业代理人，负责管理阿波罗尼奥斯在发雍(Fayyum)绿洲领有的10000阿鲁拉(arourai)的王室馈赠地产。“Zenon”是希腊语名字。在所谓“泽农档案”中，他被描述为考诺斯人(Kaunios)。①古典时代的文献将考诺斯人视为蛮族，②但其希腊化进程早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就已开始。到希腊化时代初期，考诺斯(Kaunos)至少在文化表象上与一般的希腊城市已无差别。③我们无法弄清泽农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考诺斯人”的族称描述自己的身份，但在埃及社会中，泽农在赶驼人眼中无疑就是希腊人。
    与“泽农档案”中绝大部分文书一样，赶驼人的信也是用希腊语写的。希腊语是托勒密埃及的官方语言之一。既然他自称不懂希腊语，他的信应该是托别人写的。他可能是个阿拉伯人或埃及人。与雇主相比，他缺乏希腊背景，他所认定的遭受不公的原因也正是如此。信中(Hellenizein)也可译为“表现得像希腊人”，但两种理解并无根本差别，因为学说希腊语和模仿希腊生活方式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妨把它译为“希腊化”。
    不管这样一位“蛮族”小人物从希腊化世界的一个小角落发出的声音是多么的微弱，这种声音都足以激发我们去探询“蛮族人”和“希腊人”在一个新时代中是如何被定义的。循着赶驼人的思路，我们不禁要追问：外族人如果说希腊语，按希腊方式生活，或者说希腊化了，是否就变成了希腊人?有学者倾向于给出肯定的答案，他们甚至使用“文化希腊人”(culture-Greeks)这一名词来称呼这类人。④可是，问题和答案真有这么简单吗?
    一、Hellenizein：古代话语
    其实，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就已持有上述看法，最有名的是伊索克拉底的一段言论：
    “希腊人”之名似乎不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而是一种智力的名称；与其把与我们出身相同的人称为“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文化()的人称为“希腊人”。(4.50)
    既可指“教育”，又可指作为教育结果的“文化”，有人相信，伊索克拉底预言到了“希腊人”定义扩大至包括希腊化的蛮族人。⑤有人说他缩小了“希腊人”的定义，使之仅限于接受雅典教育的希腊人。⑥无论哪种解读，认为希腊人的身份可以由文化来定义这一点是共同的。此段的上文是：“我们的城邦在思想和言说方面超越其他人如此之远，以至于她的学生成了其他人的老师”(4.50)。“其他人”显然指非雅典人，既包括希腊人，也包括非希腊人。换言之，伊索克拉底关于“希腊人”的界定很难被简单地认定为一种扩大或缩小的定义。它在可能排斥某些希腊人的同时，也具备了接纳某些蛮族人的潜力，即承认希腊化能够将外族人造就为希腊人。
    两位哲学家也有差不多的思维。柏拉图将佩洛普斯、卡德摩斯、埃及普托斯、达那奥斯等人称为“血统上的蛮族人”和“风俗上的希腊人”(Menexenos，245d)。亚里士多德在谈及一位来自叙利亚洼地的人时说，其“血统为犹太人”，但“他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是希腊的”(Klearkhos Soleus，fr.6 Wehrli)。
    历史学家也采用“希腊化”模式来书写希腊人的早期历史。希罗多德说希腊以前名叫“皮拉斯基亚”(1.1.2，2.56.1)，雅典人原是皮拉斯基人，后来才变成希腊人，希腊人的壮大主要是皮拉斯基人等蛮族持续加入他们的结果(1.56.2-58)。修昔底德也说“希腊”的地名是后来获得的，皮拉斯基人分布最广，希腊各地都是按照皮拉斯基等族群的名称命名的，只是由于希伦及其子孙援助其他城邦才导致“希腊人”族称的扩散(1.3.1-4)。他还把“希腊化”模式运用于解释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人的族性，说他们从他们邀请来与自己共居的安布拉基亚人那里学会了希腊语，其他安菲洛奇亚人则是蛮族(2.68.5)。
    表面上看，这些希腊人与上述现代学者看法似乎一样，都认为外族人通过希腊化可以变为希腊人。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区别：希腊人毕竟是与那些外族接触的当事人，参与了族群间的互动；现代学者则是纯粹的观察者和局外人。“文化希腊人”实则是现代学者强加给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一种“身份”。希腊人的看法自然更值得重视，但它也只是一面之词。我们还须追问：外族人持什么看法?他们怎么看待希腊化，怎么看待自己?
    犹太文献《马卡比二书》4.13里出现的(希腊化)是人们追溯“希腊化”概念史时常援引的证据。这句作：“雅宋不敬上帝而枉为大祭司，由于他的极度邪恶，希腊化登峰造极，外族化甚嚣尘上”。在这里，“外族化”被用作“希腊化”的同义词，希腊文化被视为外族文化。有意思的是，《马卡比二书》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作者所持的却是反希腊化立场。他把犹太人的希腊化归咎于雅宋，说雅宋一取得大祭司职位就让同胞改行“希腊的生活方式”，破坏律法，引进与之相悖的新风俗(4.10-11)。其结果是连祭司都“置祖先的尊严于不顾”，反而认准“希腊式的荣誉是最高贵的”。他们热衷于希腊人的“教育”，并希望“完全被同化”，然而希腊人却成了他们的“敌人和惩罚者”(15-16)。我们在作者身上看到的是，自身的希腊化并没有导致他自认为是希腊人，他自己界定的族群身份依然是犹太人。对他来说，希腊化并不意味着变成希腊人。另一方面，他还是对犹太人的希腊化表达了极度的担忧。可见，希腊化对族群认同不是全无影响，它已经威胁到犹太人的自我定义。
    《新约·使徒行传》谈到基督徒时(6.1)，赋予希腊化的犹太人以(希腊化者)的称谓：“在这些日子中，门徒在增加，其中希腊化者对希伯来人有抱怨，因为在日常扶助一事上他们的寡妇遭到了忽视。”“希腊化者”和“希伯来人”两称并举，还都带有定冠词，这让人觉得前者也像个族称。后者是来自圣经传统的古老族称，意指没有希腊化的犹太人，族称的拟古化是为了强调他们对传统的恪守。“犹太人”之称却隐没了。这种用词似乎在有意突出犹太人内部两个次群体的差异。作者无疑也意识到了希腊化对犹太人族群认同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