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卡比一书》的说法，犹大、约拿单和西门三位马卡比都曾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以平衡塞琉古官方势力的威胁，不过书中明确提到与犹太人有使节往来的国家只有斯巴达和罗马。(63)在援引与斯巴达之间的三封官方书信的上下文中，关于同斯巴达和罗马外交往来的讲述是相互穿插的。(64)从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形势来看，与斯巴达之间即便发生了真正的外交关系，充其量也只具有象征意义。此时的斯巴达已非古典时代希腊的超级大国，与犹太人一样，它也需要盟国罗马的支持。强调与斯巴达的关系，与其说出于外交目的，毋宁说是对国内的外交政绩宣传，以在民众中营造一种得到更多国际支持的印象。
    为什么选择斯巴达?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长久声誉对攀附希腊者富有吸引力。例如，小亚细亚西南部很多城市都自称是斯巴达的殖民地，萨宾人(Sabini)认为其祖先是斯巴达人萨布斯(Sabus)。(65)作为攀附者的犹太人肯定还会发现，斯巴达人最像自己。两种文化均长期固守祖先的法律和习俗，忠诚，坚定，自我牺牲，特立独行。(66)犹太人与斯巴达共祖神话实则构成犹太人应对希腊化情境的一种类比式的认同话语。希腊文化毕竟是强势文化，虚构与斯巴达人的同宗关系，反映了犹太人试图在希腊化文明中获得成员资格的诉求。而将斯巴达人拉入亚伯拉罕家族，与其说是攀附，不如说是对希腊文化资源的强占，斯巴达的荣誉资本被不知不觉地窃取并纳入犹太精神的宝库中，用来装扮犹太人的优越性。其手段是希腊化的，而目的则是反希腊化的。
    这种悖论式的神话宣传除了能够渲染马卡比们的外交形象外，还有着派系政治的收益预期。它试图吸引希腊化派和传统派双方，以此调和分歧，为马卡比政权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马卡比们是以反希腊化为旗帜发动反塞琉古起义的，传统派是其追随者。将斯巴达人在观念中归化为犹太人的兄弟，无疑有助于缓解他们对于希腊化威胁的不安情绪。他们既能从斯巴达人身上看到自己严守律法的影子，又能自信犹太人尽管受到希腊化的冲击，其传统精髓仍岿然不动。另一方面，马卡比们还面对着一个不小的希腊化犹太人派别，他们是塞琉古王国统治者的公开或潜在的同情者甚至盟友。(67)对他们，除了坚决斗争外，(68)在意识形态上加以争取也是必要的。既然他们“置祖先的尊严于不顾，却视希腊的荣誉为最高”，那么不妨因势利导，让他们在希腊荣誉中寻找犹太精神。斯巴达人的恪守祖制和坚忍不屈在希腊世界享有盛誉，这恰好又与传统的犹太精神息息相通。虚构犹太人与斯巴达人的亲缘关系神话，便构成诱导希腊化派回归犹太传统本位的一种话语策略。同时，渲染与斯巴达的外交关系成就，也有助于将他们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一个遥远的、更能激发理想主义想象的希腊国度，以尽可能地削弱塞琉古王国在巴勒斯坦的现实影响力。
    六、“文化选择”模式与希腊化时代的族群认同
    上述希腊化时代埃及和巴勒斯坦族群认同的几段“小历史”，足以使我们意识到希腊化世界文化与族群互动的复杂性。正因如此，本文并不轻率否定以往理论和模式具有合理性。本文提出的“文化选择”模式主要针对族群认同问题。其侧重点并不在于考察“客位”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影响、借用或隔离。相反，主体在特定情境下出于一定动机、意向或诉求对文化要素的选用和再生产方式，才是本文的首要关注对象。也就是说，“文化选择”模式是一种“主位”的历史观察方法，它将认同建构理解为主体自主选择文化的行为和过程，反过来，主体的选择也决定了某种文化要素是否带有身份认同的意义。
    对希腊人来说，在各种文化要素当中，希腊语是界定希腊身份的必选项和首选项。在埃及的赶驼人、马隆和“双面胶”们、麦莱阿格罗斯、狄奥提摩斯和西顿官方，以及希腊化的犹太人眼中，希腊语是与希腊认同相联系的，无论他们是从族群层面还是从文化层面理解这种认同。虽然托勒密王朝采用希腊和埃及两套司法系统，但关于诉讼语言和法庭的规定只具有十分次要的族群意义，它更多的是出于操作便利的考量。对于犹太人中的反希腊化派而言，希腊语似乎从未构成一种文化威胁，但宗教却是一块永远不容出让的精神领地，它甚至成为决定族性纯正的文化要素。而在希腊人和其他很多族群那里，引进外族神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狄奥提摩斯和雅宋都是热衷于出入体育馆和参加运动会的官方代表。这类活动构成托勒密埃及农村中那些通常拥有埃及和希腊双重名字的人的公共生活的一个侧面，但它是传统主义的犹太人所不能容忍的，在他们眼里这是有悖于律法的行为。运动教练和获奖运动员被托勒密政权在税收政策中划入希腊人之列，这种官方赋予的族群身份不能说没有吸引力。马隆显然对官方认定的马其顿人身份十分自豪，以至于他最终不再提起自己和父亲原来的埃及名字，而只使用希腊名字。不过在埃及拥有双重名字的人习惯于将不同的名字用于不同的文化场合。在犹太人当中，取希腊名字的风气并未受到指摘，但雅宋将耶路撒冷更名为安条克城却遭到《马卡比二书》作者的抨击。腓尼基人能够接受希腊传统的神话英雄作为祖先，不过这些英雄早就被希腊人说成来自腓尼基。犹太人可不像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那样容忍自己拥有外族血统的祖先，他们可以接受与外族人的亲缘关系，但一定要将外族的祖先归化进亚伯拉罕家族。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语言、名字甚或地名、祖先以及血统(通常是想象的)、宗教、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有时具有明显的指示认同的功能，有时这种作用则不显著，甚至全无。事实上，认同是一种选择。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当地人，抑或各类身份模糊和身份可变的人，都会根据情境和场合的需要或逼迫，能动地选择希腊化世界文化数据库中的某种或某些资源，将其用于而且经常还是改造性地用于认同的表述和展演。被选用的文化资源可能是本地的，也可能是希腊的，不少时候两者还被同时取用。
    不过，人们对希腊和非希腊文化要素选用和加工的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多种多样。埃及的赶驼人、那位祭司、海拉克雷戴斯、神庙隐修者托勒密及其兄弟、泰奥克里托斯诗中的叙拉古妇女、犹太人中的反希腊化派都竭力强调自己的族称或族性，偏见、纠纷或冲突的情境迫使他们采取文化对立和族群隔离的应对手段。埃及的“双面胶”们和麦莱阿格罗斯都掌握不止一个族群的文化资源。“双面胶”们在体育馆锻炼时说的是希腊语，到埃及神庙用埃及语唱颂歌时穿的是埃及服装。在每种场合中，他们仅动用一种文化资源，或者做纯正的希腊人，或者做地道的埃及人。但是，他们和妻子、孩子共处之时，其乐融融的气氛之中，埃及和希腊的语言、饮食、观念、习惯等势必你来我往，两种文化可以说是水乳交融。死后，他们的尸体被制成木乃伊，在坟墓中做着埃及人，埃及文化取得了胜利。他们会让家人给自己立上两块墓碑，希腊和埃及款式各一，坟前呈现的是两种文化的并列，但很难说是融合。麦莱阿格罗斯则喜欢将他掌握的多种文化资源和身份背景同时展示，并强调它们的不同意义，其中不乏希腊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类比：他说他的祖国伽达拉是亚述人的雅典。叙利亚族群认同和希腊文化认同在这一类比中纠结在一起。而他的生活经历和多语能力又将他造就为一个文化杂种。在狄奥提摩斯和西顿官方的身份宣讲中，希腊文化成了压倒性的选择指标，本土文化要素也以希腊化的话语被表述。泽农和在推罗边境遇到耶稣的妇女会被其周边的人们认定为希腊人，正是由于他们身上负荷的希腊文化，他们的血统背景也随之落入希腊人的范畴。就他们而言，考诺斯人和叙利亚-腓尼基人，无异于伊奥尼亚人、彼奥提亚人或雅典人，只不过前两者加入“希腊俱乐部”要晚些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