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学术界，真正全盘否认判决政策的变化对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美国监狱人口急剧增长有影响的，是张焰、克里斯托弗·D.马克斯韦尔和迈克尔·S.沃恩。他们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中，通过分层多元线性模型，对1973-1998年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所谓新古典主义的判决政策改革与州监狱人口的变化没有直接关系。(86)不过，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由于未能将毒品犯罪的数据纳入分析范围，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了削弱。(87)布卢姆斯坦和贝克发现，1980-1996年，美国六大主要刑事犯罪引起的监禁率上升，45％是毒品犯罪造成的。(88)显然，这使得张焰等人全盘否认判决政策对美国监狱人口增长产生了影响的结论难以成立。因此，总的说来，虽然方法各异，具体评价也不同，但大部分美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认为，“严厉革命”的判决政策对这一时期美国监狱人口的急剧增长具有影响，甚至是重要影响。
    至于“严厉革命”的严刑峻法是否有效地控制了美国的刑事犯罪，从而使犯罪率自1992年开始迅速下跌，学者们也进行了不少探讨。有些人认为影响不大，(89)另一些人则认为有一定影响。1997年，托马斯·B.马弗尔、卡莱尔·E.穆迪就曾指出，监狱在押犯人每增加10％，凶杀案就可以减少15％。(90)近年来，另外两位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得出了颇为一致的结论。威廉·斯佩尔曼采用统计学多重回归方法，进行了所谓“自上而下”的研究。他发现，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幅度的四分之一是监禁率上升的结果，其他四分之三则要归因于枪械控制、使用和销售晶状可卡因人员的减少、就业率的上升等因素。(91)理查德·罗森菲尔德则采用模拟方法，进行了所谓“自下而上”的研究。他发现，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幅度的25％是监禁使犯人失去犯罪能力的结果。(92)这与斯佩尔曼的估计基本相同。他们的结论都说明，监禁对犯罪率的下降有一定的影响，但绝大部分的犯罪率下降并不是由监禁率的上升带来的。
    布卢姆斯坦的研究进一步提醒我们，监禁率的上升在降低犯罪率方面所起的这种有限作用，很有可能因为监狱生活的犯罪化倾向而被进一步削弱。监狱中因众多罪犯聚居在一起而形成的犯罪亚文化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它不仅使犯人彼此之间有了更多建立联系的机会，并且使他们有可能从其他犯人那里学到过去所不掌握的犯罪技能。这样一来，犯人出狱后重新犯案的能力提高了，机率也加大了。加之犯人出狱后一般都会因犯罪记录而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就更加容易走上再次犯罪的道路。(93)在回顾了学术界有关监禁率对犯罪率影响的研究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富兰克林·E.齐姆林2007年作出了如下归纳：“关于1990年以后监禁率变化对犯罪率下降所产生影响的最佳猜测是，这一下降中最少有15％，最多有27％是受这一影响所致。”(94)不过，他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我们通常认为影响犯罪率的很多重要因素，包括监禁率在内，其作用往往被高估了。具体说来，传统上被视为导致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诸如监禁率上升、警察增加、高风险犯罪年龄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繁荣，等等，在1990年代的美国都出现了，并成为学者们借以解释美国犯罪率下降的主要依据。在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时间、幅度、犯罪种类、地理范围和持久度上，加拿大是几乎与美国同步的唯一发达国家，然而，加拿大的监禁率、警察力量和经济发展却与美国存在巨大反差。在这10年里，美国的监禁率上升了57％，加拿大的监禁率却下降了6％；美国每10万居民雇用的警察人数上升了14％，加拿大却下降了10％；美国的失业率在1992年以后逐年下降，到1998年比1980年代低了40％；加拿大的失业率却居高不下，直到1998年才与1980年代持平。相同的是，两国处于犯罪可能性最高的年龄段的人口都有所减少。这一鲜明对比说明，刑事司法政策的改变和经济繁荣，并不能被确认为美国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人口结构的变化只是对1990年代美国犯罪率降幅的10％有所影响，因此，齐姆林认为，在政府行动和经济、人口变化这些社会现象之外，显然还有使犯罪率下降的强大的周期性力量。不过，这种周期性力量超出了现代社会科学所能把握的范围，迄今为止，学者们在进行犯罪率下降原因的计量研究时，无法将这种周期性力量包括进去，结果，过高估计了他们模型中所包含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95)这就是说，作为“严厉革命”的结果，监禁率的上升在降低犯罪率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学者们估计的还要小。退而言之，即便将1992年以后犯罪率的下降全部归因于监禁率的上升或者“严厉革命”带来的所有政策变化，本文前面的图表“1931-2001年美国的犯罪率和监禁率”也已清楚地说明：在经历了30年的严刑峻法之后，美国仍然未能将犯罪率降低到“严厉革命”开始之前的1960年代的水平。对于降低犯罪率而言，“严厉革命”所发挥作用的有限性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罗森菲尔德在研究监禁对于降低犯罪率起了多大作用的同时，还对这种作用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成本进行了估算。他认为，监狱将一个犯人关押一年，需要花费2万美元。而在1990年代初期，如果要防止一起凶杀案，就要多关押670个犯人，即每年要增加1340万美元的开支。这就是说，1990-1995年，依靠监禁来降低犯罪率，如果每年要减少100起凶杀案，开支要超过10亿美元。(96)事实上，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年里，美国50个州的监狱人口总数迅速增加，平均每年为此增加的开支达200亿美元。据斯佩尔曼计算，这些钱可以为美国所有负担不起托儿服务的家庭提供托儿服务，或者为每一个高中毕业生提供高等教育，或者为每一个失业青年提供能赚取生活工资的工作。(97)总之，从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通过提高监禁率来降低犯罪率不仅作用有限，而且代价高昂。
    其实，作为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法国学者埃米尔·迪尔凯姆早就说过，刑罚对于犯人和有犯罪倾向的人的作用，“被夸大到了完全不切实际的地步”，实际上，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98)虽然“严厉革命”使得美国监狱人口大幅度增加，但对控制犯罪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代价高昂。那么，这场“严厉革命”究竟所为何来？这个问题涉及了“严厉革命”的实质和美国社会在世纪之交的发展方向。不少美国学者为回答这一问题已经作出了一些尝试。有人说“严厉革命”是为了控制包括穷人、失业者和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在内的“危险阶级”；也有人说是为了满足“监狱-工业复合体”的经济利益需要；还有人说是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重构，即从福利国家走向刑罚国家；有人则认为这是“晚期现代性来临”时产生的“控制文化”造成的结果，即对社会急剧变化带来的不安全感作出的一种回应。(99)这些回答孰是孰非，笔者将另文探讨，以期对“严厉革命”作更深入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