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修正派”对美国外交史的批判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并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深入影响美国外交史的建构以及其在研究美国外交史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不同于比米斯、帕金斯、梅(Ernest May)等学者重视大国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选项和决策的影响，威廉斯和他的学生们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国内，认为美国的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认为，美国的内部动力及利益--如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动力，左右和决定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行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这种转变开辟了这一领域新的研究方向。此后，美国外交史学家们纷纷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内部，他们以美国档案为基础，将注意力聚焦于美国高层的思想意识和行动，从这个视角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新的注解与诠释。(11)
    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威廉斯，他于1959年发表了有关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论文。随后，拉弗贝等一些强调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学者运用威廉斯的学说对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霸权崛起的过程进行了解析。他们认为，这种“企业自由”思想体系包括技术流通自由、移民自由、投资自由和贸易自由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个体系显然为美国向拉美和亚洲地区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提供了合适的借口。拉弗贝认为，美国并不回避使用武力，但在海外扩张美国势力的过程中，美国更倾向于使用金元。此外，拉弗贝还集中精力研究了种族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其中，他对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研究结果让人们为之惊心。老罗斯福认为，“白人优越性”和“文明社会至上”这二者的结合将会重挫“野蛮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而这一切都是在“为了创造有利于美国进行贸易渗透的条件”的名义下进行的。(12)这让人们有理由回忆起美国走上帝国之路后的一百多年历史，信誓旦旦、冠冕堂皇之下，又有多少真相不可告人。
    韩德(Michael H.Hunt)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部有“重大影响力的著作”，对随后众多类似的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著作都将意识形态和种族因素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韩德在研究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之后，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依赖于三个主要的思想体系：一是“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永久性的观念，或者说“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二是对非白人民族的种族歧视；三是对社会(不是政治)革命的恐惧，这一观点表现为美国人对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激进主义的抗拒。(13)此外，斯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希克森(Walter Hixson)和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W.Smith)等人更为深入地剖析了美国的权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美国早期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深入研究。斯蒂芬森研究的是美国传统信仰“天定命运”和“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提出，“自由民主的国际主义是20世纪美国用来在国外弘扬美国民主经验、平息动乱和冲突的工具”。(14)此外，埃米莉·罗森堡(Emily S.Rosenberg)考察了以平等、富足、自由流动(mobility)等概念为主体的美国梦，她称其为“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developmentalism)的思想体系”，以此证实美国崛起的合理性。在这种“普世模式”(universal model)的背后是美国对商品、服务、信息、文化交流、政府激励和国际联系的规则和规章。(15)
    冷战时期，“现实主义”的思想意识重视的是地缘政治，而忽视了权力的国内根源。由此，一个根基于精英主义的以“美国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全球性政策”要求美国的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减少暴力抗议活动，支持冷战国家的共识--美国有义务并且命中注定要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美国外交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关系，部分地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16)而在最近10年，即使是在西方冷战史研究领域中，向来以注重权力和物质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著称的两位领军学者加迪斯(John Gaddis)和莱夫勒(Melvyn Leffler)也不得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意识形态。(17)
    2008年，著名国际史研究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发表于《外交史》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美国外交关系史研究的新潮流。他指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应更加注意权衡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与“话语”、或是未表达的形象、想象以及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传统分析框架，如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修正学派仍然有用。但入江昭认为，从方法论角度来说，现在已转向关注其他表达意义的框架。(18)其中一个著名的分析框架就是“观念和意识形态”(ideas and ideology)--作为美国对世界反应的决定性因素。毋庸置疑，勾画与梳理美国政策制定者宽泛而活跃的思想意识结构，有利于将现实政治和他们所代表的无形的话语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有可能让人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与事物的本质。
    二、“文化转向”：种族、性别、文化与对外关系
    “文化转向”自1980年代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以后，由于其不断引进新的研究对象(actors)、新材料、新主题、新的解释视角(interpretative lenses)以及新的方法论，30多年来给美国外交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革命性变革。“文化转向”的突出表现是历史学家们开始从文化的视角解释美国对外关系，把国家看做是广义的文化建构的产物，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关系。(19)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文化转向”趋势出现的直接结果是，曾一度被边缘化的“文化史”迅速从历史学的边缘领域一跃登上学科的制高点，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尽管“文化转向”已光辉不再--不再能够如最初那样引起惊讶、愤怒、或热烈的争论，从文化角度研究外交史亦不再是新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外交史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20)
    与先前注重研究国际政治或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等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同，文化史研究者们特别强调对种族(race)、性别(gender)以及宗教话语等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展现“文化转向”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著作是埃米莉·罗森堡于1982年出版的《传播美国梦》。该著作论述了1890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对外扩张过程中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与“美国思想体系中的自由发展观密切相关”。(21)作为源头与发轫者之一，这种看法超前而准确地预测到了有关“思想观念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时下这方面的研究确实生机勃勃，方兴未艾。(22)
    值得关注的是，种族建构(racial constructs)逐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美国外交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正如埃米莉·罗森堡所言，“种族思维和种族形象(racial imagery)是无法与性别的描绘分开的，因为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美国式着装的白人形象才是具有代表性的男性形象”。的确，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将不同的研究范畴--种族、性别和阶级(class)融入到对国家权力和权力集团的关注之中。(23)近年来，有关美国黑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备受关注，这一研究涉及美国黑人、外交政策、国际事件、种族思想体系和种族关系等问题。霍恩(Gerald Horne)特别注意到，近来关于种族研究的作品十分关注美国黑人的经历，特别是20世纪中期美国黑人的经历。这似乎并不奇怪，因为在国内外宣传中如何对待美国黑人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霍恩认为，美国黑人一直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反对派，但他们常常将道德规劝(moral suasion)作为平衡掌控政府的白人精英的杠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