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对美国历史上任何事件进行研究所产生的成果都没有关于美国内战的成果多，而且，可能再没有其他事件被如此固执而旷日持久地从国内视角、而非跨国视角来研究。但是，这种状况现在已被终结并开始发生改变。贝克特(Sven Beckert)200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棉花的全球史的重要论文，从一个奇崛的角度试图探寻美国内战的某种本质和真相，将这场战争视为19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他指出，这场大冲突在美国国外所产生的即时性影响，是它对全球棉花供应链所造成的深刻而又突然的破坏--而在此之前，棉花这种原材料已成为工业革命的“引擎”。反过来，这种破坏又迅速刺激了世界其他地方大量种植棉花，特别是在印度和埃及。这场战争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使得内战之前棉花生产的主要模式也随之消亡。在此情况下，资本家及其政府--首先是英国，还有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开始了一场疯狂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棉花的替代品及生产棉花模式的冒险，这种疯狂又对农业劳动力和工业产品的全球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59)
    如果说贝克特的著作展示了如何从全球性视野来解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那么其他新作则集中于研究那些发生于19世纪、此前被历史学家所遗忘或忽略的事件。张少书(Gordon Chang)研究了美国针对朝鲜的那场战争的重要性--这里的对朝战争并非指1950年代的那场战争，而是指1871年的美朝战争。这场战争是美国海军通过武力打开东北亚大门、使之作为美国的贸易市场的重要一环。通过这一插曲，作者研究了战争双方在“文明”与“野蛮”问题上的话语分歧，并再现他们是如何转变立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利益和战略要求这样一个过程。(60)马克迪西(Ussama Makdisi)的著作主要记录了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黎巴嫩的游历，他重点研究了美国传教士在试图“开化”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群体之一的过程中，与周边社会的复杂关系。(61)当宗教话题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渐引起学者们关注的背景下，该著作作为此类研究的一部分，不无启发地告诉我们，宗教在美国与其他民族的互动过程中有着无法忽视的多个作用对象、表现出多种形态、并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有如冰山一角，这只是2001年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影响的一部分，而这些事件将宗教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令人震撼地推到了前台。可以预见，当下的研究只是全面了解宗教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最初的开端。
    还有更多关于美国与世界关系历史的新作，它们通常将研究焦点集中于20世纪。关于20世纪早期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从事殖民活动的新作增进了我们对美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了解。这些著述展示了作者在解释美国历史上的众多其他问题--比如种族关系等问题时的智慧。如果说，直到最近大多数关于美国占领菲律宾这一问题的史论都聚焦在世纪之交有关帝国的争论，而疏忽或轻视随后50年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上，那么现在关于美国实施殖民统治的各种著作已经出现。其中一部分在麦考伊(Alfred W.McCoy)和斯卡拉诺(Francisco A.Scarano)共同主编的《殖民地的考验》一书中有所体现。(62)最近10年，阿比纳勒斯(Patricio N.Abinales)、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福斯特(Anne L.Foster)、克雷默(Paul A.Kramer)(63)的著作和其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的出版，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更为详细而具有质感的作品。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将美国作为帝国的思想体系和实践纳入与其他帝国--诸如英国、法国的比较之中，置于在国际社会中更为广泛的帝国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
    长期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被经典地视做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主要转折点。然而，新近出版的作品从新的视角重新阐释了这段历史。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克诺克(Thomas J.Knock)在《为了结束一切战争》一书中研究了成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想法是如何在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脑海中形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来自左翼的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行动对威尔逊上述想法产生起到了何种作用。克诺克还指出，美国在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的斗争并非如此前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而是两种独特的国际主义思潮的争论。这两种思潮之一是威尔逊的“自由的国际主义”，这种思潮关注的是所有民族都拥有民族自决权，授权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国际联盟作为国际事务的仲裁者；另一种思潮是威尔逊的政治对手--其中包括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老罗斯福，他们倡议“保守的国际主义”，重视与世界其他大国进行密切合作，并将国际联盟视为英、美两国共同管理世界事务的工具。实际上，这两种思潮斗争的结果并非预先注定，库珀(John Milton Cooper)提出了蒙上了宿命的意象但却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威尔逊1919年10月因中风而丧失活动能力，是他未能与国会在批准《凡尔赛条约》、加入国际联盟这一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关键因素。(64)
    尽管威尔逊在他的时代遭遇了重大失败，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所大力倡导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在随后到来的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宁科维奇甚至认为：从美国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20世纪是“威尔逊世纪”。(65)在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威尔逊的观点俨然成为美国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行动指南，其确切内容及适用性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另一方面，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急功近利的趋势，甚至一些专业历史学家，都心气浮躁地试图将威尔逊的观点割裂成片言只语分解为片语只言--例如“使世界民主安全”、“教拉美人民选好的领导人”等。但严肃而又有创建的观点与著述还是不断涌现，近来有学者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威尔逊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于建立各种多边国际机构，而非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制度。曼尼拉在他的专著《威尔逊主义时刻》中，耐人寻味地从埃及、印度、中国和朝鲜的视角出发透视了巴黎和会。他从上述被排除在巴黎和会大厅外的弱国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威尔逊主义时刻，”认定当时民族自决似乎不大可能实现。尽管如此，威尔逊响亮的战时言论风靡一时，意想不到地吸引了众多听众，客观上动员了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统治制度，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力。(66)威尔逊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后不久，世界另一端的列宁取代了他的角色，继续激励各国人民的反殖民斗争。1919年从殖民地世界释放出来的动力继续增强，开启了世界非殖民化的进程，重新塑造了国际社会。(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