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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迹象是，近些年来有关帝国观念(the idea of empire)的研究已经在美国与世界关系史的研究中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这种研究特别适用于描绘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景图，而非仅仅是或主要是针对美国海外正式的殖民经历的研究。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它早已被那些对美国对外关系持批评态度的人们玩得得心应手(甚至在某些场合里，它的支持者们也毫不避讳地同样使用有关帝国的概念)。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而中断数年之后，国际合作重新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再次将中断数年之久的关于美国文化的研究推到了历史前台。例如，梅尔在其专著《帝国论》(2007年)中研究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崛起问题，认为美国巨大的生产和消费能力是美国在20世纪获得全球霸权的动力。(45)霍夫曼(Elizabeth C.Hoffman)在其新著《美国裁判员》(2013年)中认为，“美国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一个帝国”。该著作认为，从建国到冷战结束，美国是一个利己主义的国家，但在外交事务方面却充当了一个裁判员的角色。尽管美国也有违背国际法规的情形，但总体上尚能坚持原则，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46)事实上，帝国的建构(imperial framework)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两个概念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因为两者都强调在美国生产、消费以及跨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趋势在拉弗贝关于美国偶像--如乔丹(Michael Jordan)--的世界性影响的著作中得到惟妙惟肖的揭示。苏里(Jeremi Suri)通过研究1960年代全球动荡和大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将文化革命与国际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在1970年代早期出现的缓和局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大国领袖们--当然是尼克松(Richard Nixon)、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在面对各自国内异见人士(尤其是异议青年)激流汹涌的挑战时，重新取得对国内哪怕是保持表面控制的努力。(47) 三、“跨国转向”：国际社会中的美国 冷战结束以来，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学者，在国际化大潮的推动下，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深受世界史、比较史学、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方法的影响。(48)跨国史学研究如今已成为美国史学界的时尚。入江昭在2007年纪念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成立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外交史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49)“跨国史研究”专家拒绝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理解和书写人类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民族国家的疆界提出质疑并进行重新考察。他们研究的兴趣点是移民、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通信(或交通)工具、文化交流、政治和宗教身份以及其他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活动。(50)最近，王立新教授又撰文，对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跨国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包括跨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等。(51) “文化转向”促进了人们对文化因素塑造美国外交方式的认识和理解。作为重要的衍生现象，来自文化史研究领域的路径，同时帮助历史学家们深化对“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s)的理解。比如说在有关冷战时期民权运动研究的成果中，在跨国的背景和“国内的”发展之间，学者们将美国外交史研究置于美国史研究中“跨国转向”学术潮流的前沿位置。可是不能不看到，尽管由于“文化转向”所引发的大众化的研究主题越来越多，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仍受到相关因素的限制，包括它本身作为美国历史学科所属的一个次领域以及相应地强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内部决定性因素--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因素--的理解，以上这些都是推动美国外交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原因。毕竟，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是片面的，那样做的结果无疑是盲人摸象。(52)对此，一些历史学家，如曾长期担任《外交史》主编、2004年任美国外家史学家协会主席的霍根(Michael Hogan)教授，强调在研究美国外交史时必须理解美国的内部程序，同时加强与研究国际史的学者进行合作；而入江昭则运用跨国史、世界史的研究方法，鼓励外交史研究脱离“美国中心主义”。霍根和入江昭都同意著名史学家霍夫曼有关美国历史为一个整体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研究美国的运动和制度是如何与更为宽广的世界联系的以及整个世界是如何对美国产生影响的等问题。(53)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交史研究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是向传统研究模式的一种回归。在1960年代“修正派”崛起之前，大多数美国外交史学家的研究包括了非美国视角和不以美国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包括美国之外的材料和使用美国以外的档案，使用非英语语言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这些都被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视为标志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这种研究的含金量值得质疑，它们是以欧洲为中心、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于白人精英(主要是白人男性和有权势的人)、研究方法保守、甚至仅仅记录“一位外交官对另一位外交官说了什么”，这种视野与方法论下出炉的东西，究竟价值几何？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国际史新研究的挑战是，如何在坚持和发展学界自1960年代以来积累下来的丰富的方法论和更多的研究课题的同时，使更为广阔的国际视角重新成为研究者们的聚焦点。(54) 然而，有关上述研究的新作品并没有均衡地分布于美国历史研究的各个阶段，很多相关作品的研究时间都集中于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时期。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重要新著。历史学家们深知，研究与美国独立革命相关的事件不能脱离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背景。例如，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历史、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很久以前就已被作为英、法两个帝国之间冲突的一部分而进行研究。其时，英、法两国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爆发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战争。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一书中不仅展示了美国建国时所处的全球背景，追溯了各种跨国思想的交流是如何促进了“独立宣言”的形成；而且研究了这样一段重要的史实，即在随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中，美国的建国元勋们所表达的理念是如何穿越时空、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拉美、加勒比地区、中东欧地区以及亚洲、非洲等地区的独立运动视作楷模、竞相模仿并不断发挥作用的。(55)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仅仅是美国的思想对全世界产生影响，美国的军事实力更是这个国家在全球一路狂奔的另一翼。近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卷入的升级再次引起了历史学家对巴巴里战争(the Barbary Wars，第一次战争发生于1801-1805年，第二次战争发生于1815年)的警觉与思考。彼时，来自于北非公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现属利比亚)的私掠船长期以来在地中海商业航线上肆意袭击、抢劫过往船只。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运输商船受到英国与海盗之间条约的保护，但是到1780年代美国开始自主地进行运输之时，美国船队在劫难逃，屡遭劫掠。尽管最初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后来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政府更倾向于诉诸武力。随后发生的战争造就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军英雄--迪凯特(Steven Decatur)，他的名字后来出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赞歌之中。尽管如此，关于巴巴里战争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其切入点之一就是关于战争对美国文化的持续性影响，尤其是对军事文化的影响；同时，亦可将此类研究置于地中海地区这一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中，甚至将北非国家的研究视角融入其中也不无裨益。(56) 在此类新作中，关于1846-1848年美墨战争的研究最为典型。这些研究使我们不仅仅通过美国人的视角观察问题--不只是“波尔克先生的战争”(Mr.Polk's War)，而且通过墨西哥人和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等其他参战各方的角度观察问题。从墨西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著作以亨德森(Timothy J.Henderson)的《虽败犹荣》为代表。该作侧重于从墨西哥的角度讲述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故事，著者认为：为了深刻理解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及结果，不仅必须考虑到美国波尔克(James Polk)政府对外扩张的动力和美国公众对“天定命运”的信仰，而且应该考虑到墨西哥在种族、阶级、地域等方面的分裂状况。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统治阶级在失去得克萨斯之后决心奋起自卫以保卫墨西哥的荣誉，从而卷入了这场大多数的墨西哥人都认为无望获胜的战争。(57)美国边疆史学家迪莱(Brain Delay)研究印第安人和美墨战争的论文，发表于美国最权威的史学期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并荣获2008年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颁布的斯图尔特·贝尔纳特(Stuart L.Bernath)优秀论文奖。该文展示了跨国边疆史与外交史研究交合的神奇魅力。迪莱的专著《为了一千个沙漠而发生的战争》颠覆了由来已久的几个陈腐概念，它通过挖掘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材料，演绎与分析了包括阿帕奇人、纳瓦霍人、特别是科曼奇人等“独立印第安人”在决定美墨战争走向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58)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在此前都认为，美国土著人在这一时期的北美国际事务中已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该著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揽获几个大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