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另一面，源于进步时代的政治和美国帝国计划的思想与实践，它被埃米莉·罗森堡称为“自由发展主义”。近年来有关美国海外发展项目史的研究成果，将美国与世界关系史中的一些主题，如19世纪美国传教士的“教化使命”、20世纪早期在海外扩张以及罗斯福“新政”中大量的公共工程项目与1945年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个过程，是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大力追求和提倡现代化的经历，应该说，这一主题也绝非偶然地与“天定命运”论的思想体系、种族、文明的等级制度以及美国重建世界秩序的使命等思想意识一脉相承。此外，它还与西进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以及“伟大社会”改革等美国国内历史的主旋律有着密切的联系。(68)
    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的视角来思考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超越以1945年作为分界线的传统划分方法，强调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及关系的历史连贯性，以多种方式解释了美国在冷战时代的政策、行动与以前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及实践之间的某种联系。这一研究主题和视角在莱瑟姆(Michael A.Latham)的开拓性著作中已经有所体现。他关于肯尼迪政府的现代化思想的作品，将肯尼迪在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发展的首创精神--如争取进步联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和平队(the Peace Corps)以及在越南的“战略村计划”(Strategic Hamlet Program)--与美国有关文明的认识和帝国的传统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意识在早期曾作为美国处理与非白人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69)恩格曼(David C.Engerman)研究了早期美国人眼中的俄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在美国对苏联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70)而埃克布拉德(David Ekbladh)则研究了1930年代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发展经验，这一经验后来成了美国在越南湄公河及其他地方推行现代化项目的基础。(71)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是美国与世界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是，最近开始了出现一个有意义的学术分野，这就是，近些时期出现的著述并没有将日本偷袭珍珠港视为美国与世界关系历史的分水岭，而是倾向于将1917-1945年这一时段视为美国作为一个显赫的(“the preeminent world power”)大国崛起的时期，视为欧洲对世界的统治权逐渐且不可逆转地被美国替代的过渡时期。美国世界性权力形成的支柱毫无疑问地包含了军事--工业复合体、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72)以及广泛分布于欧洲和太平洋边缘地带的军事基地。关于这一点，霍根在其优秀作品《铁十字勋章》中进行了研究，并且，这种寻根究源在他的后续作品中得到了强化和深入。该书对国家安全机制起源的研究，是关于这一类主题研究的典范。(73)然而，作为一种认知上的深入，历史学家们日渐认识到，客观上说，美国对新世界秩序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国际制度的构建和国际准则的改造。胡普斯(Thownsend Hoopes)和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的代表作《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联合国的创建》认为，尽管美国与联合国乱麻般缠绕的关系史仍亟待研究，但美国在战争期间就已将建立国际体制事宜放到了战后安排的中心位置是一个显见的事实。(74)博格瓦特(Elizabeth Borgwardt)的专著《世界的新政》则是更完整地追溯了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美国新国际主义的主要规范和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不仅反映在以《大西洋宪章》为代表的几个标志性的宣言上，还表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旧金山会议以及纽伦堡审判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上，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国际制度的建设的重要步骤。(75)
    博格瓦特的上述专著是国际人权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作，尽管这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但已经涌现大量研究成果。现在，该领域正处于有关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史学辩论的中心，而这又恰好与人们更为关注的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相交叉。宁科维奇对镀金时代的国际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在分析了19世纪后期一系列关于全球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观点的总结和升华后，为我们回答了这样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即全球互联性是如何在美国精英之中培养有关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全球意识、并为国际人权政治的来临奠定基础的。(76)除了宁科维奇之外，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重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形成过程，远见卓识地将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置于多国知识分子团体--其主要成员还包括法国的法学家卡森(Rene Cassin)、黎巴嫩哲学家马立克(Charles Malik)及中国学者张彭春--的中心。(77)确实，目前很多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国际人权制度的崛起过程。最初他们关注的是国家政治范围内少数族群的人权；二战后又将关注点集中于个人的普遍性人权问题，披露了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盘根错节的动机网络，揭示了人权运动中存在的虚伪现象及未兑现承诺背后的玄机。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都认为，国际准则和国际机构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日益增长。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冷战时期共产党国家档案的逐步解密，冷战史新研究开始走出欧洲中心的窠臼，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时期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全球冷战》一书。该著讲述的是第三世界是如何影响和改变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的。文安立认为美苏两国直接卷入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冲突，主要是为了捍卫自身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美国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在进步、民主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帝国”；苏联追求的是一个体现平等和现代性的“正义帝国”。意识形态的这种对立与冲突直接引发了在越南、尼加拉瓜和阿富汗发生的残酷的战争--这些国家恰逢正在探讨和设计它们各自的反对殖民主义、革命或反革命的理念，这不幸为两个超级大国提供了意识形态较量的最合适的演兵场。在文安立看来，恰恰是第三世界而不是欧洲，才是冷战冲突的真正的主战场。(78)
    在美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研究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反共与反帝之间的矛盾冲突。最近10年出版的著作中对此有涉及。雅各布(Salim Yaqub)研究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设计的中东政策，认为该政策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并取代英法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试图给本地区新独立的国家留下良好印象。美国企望本地区的领导人--如埃及的纳塞尔(Gamal Abdel Nasser)或印度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相信美国支持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同时希望他们对美国表达忠心。然而，这种要求一般得不到满足，这使得艾森豪威尔和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颇为沮丧。(79)在《外交革命》一书中，康奈利(Matthew Connelly)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在一个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中推行其外交政策，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新的规范、平台和角色。在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中，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战士通过联合国等国际舞台取得了在国际上与古巴、越南等革命力量的联系，最终打败军事上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80)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还有历史学家将研究对象既非定位为美国，也非其他国家，而是别具一格地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及作用，致力于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外交史。苏里在其代表作《权力与抗议》一书中通过对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资料进行研究，剖析了帝国和战争出现的原因及影响。通过研究，作者发现，1960年代美、苏两国年轻人连续性的抗议活动推动了两国关系的缓和；苏美缓和更多是为了安抚两国民众，而解决两国间存在的冷战问题则是次要目的。(81)葛莱吉塞斯(Piero Gleijeses)通过对有关古巴的档案的解读，写出了一部有关19世纪中期几个国家在非洲角力和博弈的国际史。葛莱吉塞斯的观点确实新颖，在他看来，这部国际史的主角既非美国也非苏联，而是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并没有直接利益，这使得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所有的作为，仅仅是在安哥拉所实施的、最终归于失败的隐蔽行动。(82)和许多其他著作一样，葛莱吉塞斯的著作通过强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试图帮助驱散史学研究中“西方优越论”的阴霾。
    通常的观点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常常要在遏制共产主义与支持世界的南方国家民族自决之间做出选择。因此，美国往往又为了支持欧洲盟国对付现实的或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威胁而忽视了对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人民的支持。经典的案例是美国在1940年代决定支持法国夺回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劳伦斯(Mark Atwood Lawrence)的研究表明，这是最终导致美国直接卷入越战的原因。(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