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种族问题与美国对外关系方面，最主要的先驱学者及其代表作有：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的《种族与天定命运》(1981年)、德孔德(Alexander DeConde)的《民族、种族和美国对外政策》(1992年)，这些著作给出了种族认同、尤其是盎格鲁-美国人身份认同是如何塑造美国外交政策及影响美国对外扩张的详尽分析。(25)其后，由亨宁(Joseph M.Henning)所著、于2000年出版的《文明的前哨》也是此类著述中较具代表性的专著。该著作解释了种族和宗教观念是如何从最开始建构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的。(26)伦达(Mary Renda)的《占领海地》(2001年)披露了美国的种族观念--尤其是那些来自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种族观念--是如何促成他们对海地理直气壮的入侵以及在1916-1934年近20年间对海地实施统治的。(27)克雷默(Paul A.Kramer)于2006年出版的专著《政府的血统》论述了美国为了巩固对菲律宾群岛的殖民统治，是如何与菲律宾精英联合起来共同构建一个种族和文明的统治集团的。(28)上述最后两本著作是最近层出不穷地出现的对美国殖民统治进行研究的新作中的两本。当然，对美国的殖民统治的研究并非仅仅限于海地和菲律宾，还包括对波多黎各及其他美国殖民地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种族问题及其塑造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方式增进了我们对二战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了解。特别是，杜齐亚克(Mary L.Dudziak)的开拓性著作《冷战民权：种族和美国的民主形象》(2000年)的出版，引发了一大批有关“冷战期间的民权问题”的学术专著的产生。该著作详细阐述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国内黑人为争取民权而进行的斗争之间的重要联系和相互影响。(29)杜齐亚克与波斯特尔曼(Thomas Borstelmann)合著的《冷战和种族分界线》一书，研究了1945年以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对国内种族隔离和歧视现状的看法以及这一现状是如何成为维护美国海外形象的绊脚石的。当美国精英们把自己打扮成亚、非国家非殖民化斗争的卫道士时，美国国内种族隔离和歧视的血腥现实，却在苏联的舆论宣传展台上一次次被拉出来向全世界游街和示众。在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看来，给予美国黑人民权是冷战国际斗争的要求。虽然可能这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它客观上缓慢推动了美国政府改善种族关系，直至最终在1960年代中期通过了民权立法。(30)
    但是，冷战和非殖民化对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的影响远非如此简单。安德森(Carol Anderson)2003年的专著《不要仅仅盯住奖杯》集中研究了转变中的国际环境如何影响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方式。作者研究了这样一段历史，即战后初期开启人权对话的努力，是如何遭到种族隔离主义者强有力的阻击并最终被扼杀的，虽然这一努力随着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曾经达到高潮。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里，种族隔离主义者动辄就给那些要求赋予美国黑人充分人权的人戴上“叛逆的赤匪”的帽子。可悲的是，这又导致了美国黑人群体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裂。“温和派”--包括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在内的--领导层，期望在追求政治权利和民权的同时，对美国黑人群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诉求不要太过重视，以免要价太高，顾此失彼；而“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如博伊斯(W.E.B.Du Bois)和罗伯逊(Paul Robeson)则初衷不改，继续坚持赋予美国黑人充分的人权，但是他们遭到了追捕并被边缘化。这因此形成了一个现实上的悖论，一方面，冷战环境以及为争取后殖民地人民民心的斗争使得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难以为继；但另一方面，甚嚣尘上的“反共修辞”却又成了那些试图削弱追求平等权益力量的急先锋们的有力武器和坚强盾牌。(31)
    近年来，美国学者有关美国黑人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影响的研究，清晰地展现了美国种族关系史和对外关系史的互动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完全置于跨国环境中进行研究。加利基奥(Marc Gallicchio)和埃申(Penny M.Von Eschen)都认为，冷战对民权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加利基奥的专著《美国黑人邂逅日本和中国》详尽解析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20世纪上半期美国黑人是如何明确地将他们的斗争，巧妙地与由有色人种构成的新兴国家争取在国际社会获得平等地位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但不幸的是，他们为了共同目标试图建立跨国联盟的努力大多归于失败。(32)埃申(Penny M.Von Eschen)的《反对帝国的种族》是研究此类问题的又一力作。该书追溯了20世纪中期美国黑人活动家们为争取黑人权利所做出的努力，他们拥护非洲人民独立，将斗争目标定位为争取全球黑人解放。当时，美国国务院招聘了包括伟大的音乐家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在内的美国黑人爵士音乐家去非洲进行巡回演出，以此作为争取第三世界“人心”的一部分。但是，为美国树立良好形象的努力却常常因美国国内无法掩饰的民权状况以及美国过去对欧洲帝国主义和对后殖民地时代的独裁者的支持而自陷尴尬或搁浅。总而言之，对种族言论及美国黑人的关注，帮助美国历史学家改变了对美国外交史的看法，同时还改变了他们对民权斗争的观点。(33)普卢默(Brenda G.Plummer)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涵盖了1935-1960年这一时期，乔纳森·罗森堡(Jonathan Rosenberg)研究的是从一战到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民权运动。他们认为，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美国黑人不仅组织良好、知识丰富，而且他们能准确阐述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立场从而对精英话语产生影响。美国黑人通过黑人教会、媒体和其他机构对全球性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全国性的对话--而不只是仅仅处理与非洲有关的问题。他们经常公开表达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也会习惯性地抵制白人机构处理与黑人群体直接相关的问题，例如1935年意大利人侵埃塞俄比亚、冷战早期在人权问题上故意拖延等。(34)到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裁决时，美国黑人对国际政策的游说活动以及他们自身作为国际主义者和民权主义者的身份，使美国全国开始重视种族问题。(35)对于美国黑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具有催化作用的幸运时刻。正如哈特(Justin Hart)所说，历史学家们不应从冷战中寻找战后种族关系转变的根源，而应关注二战本身，特别是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遏制种族歧视以加强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历史性的契机成全了美国黑人，这是美国白人接受黑人平等权利的第一步。(36)
    除了种族问题之外，性别问题也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霍根森(Kristen L.Hoganson)的专著《为美国的男子气概而战》论证了在公开辩论中男性话语的重要性，这种话语甚至导致了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和菲律宾的战争。作者认为，以老罗斯福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没有能参与美国内战，他们希望寻找一个试验场以证明新一代领导人的勇敢、刚毅，这成为推动美国卷入上述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37)迪安(Robert D.Dean)在《帝国兄弟情》一书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性别分析法对冷战早期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世界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迪安认为，由美国私立院校和常春藤盟校培养出来的美国精英，他们深受“男性阳刚文化”和正统性别教育的影响，塑造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兄弟情”；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表现为坚强、男性气概和见义勇为。正是这些品质，推动着美国卷入越南战争。(38)除此之外，科斯蒂廖拉(Frank Costigliola)在一系列创新性论文中对性别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性别焦虑塑造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遏制战略的缔造者乔治·凯南等人的思维和政策。(39)他还用令人过目不忘的性别语言，生动描绘了国际政治最高层面钩心斗角的浮世绘。在凯南的笔下，苏联领导人是野蛮残忍的男性罪犯、心理不健全的精神病人，这头粗鲁、贪婪、病态、强横而不可一世的北极熊一直蠢蠢欲动，窥测时机，试图侵入依赖于美国保护的欧洲家庭。而作为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保护人的美国则是高贵优雅、具有男子气概的绅士和英雄。因为苏联领导人显而易见的某种精神病患，所以，想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达成理性对话和沟通，无疑是缘木求鱼。在这个前提下，山姆大叔的遏制政策成为唯一选择。科斯蒂廖拉指出，不仅仅是凯南客观、冷静的分析，而恰恰是这种蛊惑人心的修辞战略和暗示性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使凯南的文章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顺理成章，也使凯南作为“权威医生”开出的药方--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变得非常容易被接受。(40)
    我们还看到，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中除了引进了上述解释性视角之外，“文化转向”也推动了对美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或者说，它有意识地推动了美国文化向海外发展，使之成为美国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鼓励和支持着美国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产品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产生洇染和影响。进行此类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有宁科维奇的《观念的外交》和科斯蒂廖拉的《棘手的统治》，二者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到冷战初期这一阶段，他们论述了美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产品是如何帮助美国提升在欧洲的影响以及它们是如何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外交不可或缺的部分。(41)更新一些的著述，如恩迪(Christopher Endy)研究的是冷战期间美国在法国的旅游业，显示美国和法国政府是如何共同努力，推动休闲旅游成为双边外交关系议程的一部分的。(42)此外，佩尔斯(Richard Pells)著述的《不像我们》，在更为宽泛的背景下研究二战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时，睿智而又精确地将欧洲“美国化”置于二者关系的中心位置，其内容广泛涉及消费、娱乐、时尚和青少年文化等方面的美国化。(43)格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在《无法抗拒的帝国》一书中，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断，他强调指出，美国式消费社会在欧洲取得胜利，是美国霸权全面崛起并超越欧洲的强大推动力。(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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