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史学家始终重视对越南战争的研究，从最近几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越战研究领域又出现了新主题和新角度。雅各布斯(Seth Jacobs)的研究，注重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和宗教因素。他认为，南越总统吴庭艳的天主教徒身份在帮助他获取美国精英的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把不信仰基督教的南越人视为消极和不可信任的--换而言之，是未开化的。(84)另一部从文化角度研究美越关系的力作是布莱德雷(Mark Bradley)的《想象中的越南和美国》。布莱德雷揭示了想象中的美国在越南政治话语中的中心位置，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有他们自己想象中的越南。他们对越南表示蔑视，希望通过美国的模式来重塑越南。该著作认为，了解美越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知对帮助人们认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十分重要。(85)
    越战研究新成果的另一特征，是把这场战争不仅仅看成是一个由美国独家买单的孤立事件，这意味着，此类研究已经将这场战争置于更为宽广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这些特征在劳伦斯和洛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应。在《选择战争》(2001)一书中，洛格瓦尔认为在关键的1963-1965年期间，美国本来是有机会通过谈判来结束越南战争的。但是，自以为是的美国政府官员不顾国会、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意孤行地选择了战争--尽管他们自身对战争的前景以及越南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心存狐疑与困惑。洛格瓦尔利用多国档案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讨论，认为战争不仅仅涉及华盛顿、西贡和河内，还包括巴黎、伦敦、东京、渥太华、莫斯科和北京。(86)此外，此类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越南语的档案资料，客观呈现越南参战双方的历史。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布里格姆(Robert K.Brigham)有关南越军队的研究专著(87)和越裔美国学者阮莲菡(Lien-Hang T.Nguyen)有关北越领导人对战争政策的内部讨论。(88)
    四、民族国家仍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传统外交研究的课题主要是战争的根源、帝国的兴衰、条约的签订等，关注的是大国关系、战略、地缘政治划分的国际体制。尽管外交史研究的方法和课题在过去已经更新和扩张，但是，对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仍很流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档案、特别是国务院编纂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是众多学者教学和科研的基础和出发地。重视对民族国家外交的研究不仅仅是由于外交史学家们在这方面有特长，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对民族国家的研究仍是美国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文化转向、跨国史学研究等学术思潮和国际化的影响下，外交史学家们必须重视对民族国家的研究。因此，本学科今后如何发展，确实值得思考，下列问题尤其无法回避，这就是：在不放弃对“民族国家”研究的前提下，外交史学家们愿意在“跨国史研究”方面走多远？是不是有很多研究成果往往因为涉及多个方面以至于难以区分是美国国内史还是对外关系史？笔者认为，在接受国际化的研究方法时，外交史学家在重视社会文化因素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对民族国家外交的研究。笔者赞成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的提法，“跨国史是对历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优秀的历史写作是在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和跨国史视角之间保持分析和叙述的平衡”。(89)
    赛乐在他的论文中曾提醒道，“需要谨慎的是，过分沉潜于国际史领域，很可能失去对‘美国性’(Americanness)的重视，而这正是美国外交史的基本特征”。(90)大多美国外交史研究专家把自己看做是美国历史地理学家，这主要是他们所受到的学术训练和所在系科的分工所造成的结构性局限。因此，他们的主要能力就是理解和解释美国的对外行为，以便描绘美国国家经验的轮廓。但从外交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便在于，美国的对外行为，究竟主要是由外部还是内部因素决定的？大多数外交史学家认为，国际史或国内史分析法并不相互排斥。(91)其实，有些主题的研究，应该是围绕“美国中心”的(U.S.-centered)。例如，马洛伊(Sean Malloy)的《原子悲剧》一书研究的是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美国对日使用核武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92)这是一部传记体的研究力作，反映的是史汀生在1945年年中的日子里所经受的来自各方的压力，这本书使读者们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做出对二战尾声时的日本帝国使用原子弹决策的背景。作者所提的是“美国中心主义”的问题，使用的是“美国档案”，虽然这样，这同样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
    现在，在一些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著作中，出现了“去美国中心”(to “decenter” the United States)的倾向。确实，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有必要重视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将美国的权力置于世界这个大舞台，更为重视外国政府和人民的作用。但正如赛乐所指出的，“如果过分强调外国的作用，而忽视美国，这也是歪曲历史的做法”。(93)事实上，美国不只是许多大国中的一个，其超级大国地位已经有相当时日。正如拉弗贝指出的，“令人吃惊的是，当今的世界体系，不是由均势的概念所造就的，而是由威尔逊及其继承者的主动性所塑造的。联合国和多边贸易机构、有关民族自决和经济发展的思想、对国际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和战略均势规划等，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所起的作用，超过任何其他国家”。(94)在洛格瓦尔看来，有些主题和历史阶段，必须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史。(95)
    事实说明，在当今史学研究出现许多新的研究主题和课题的背景下，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的不少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必要性。库拉塞(Nick Cullather)《饥饿的世界》一书，描述了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私人慈善机构--如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争取亚洲人民的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利用外援、现代化理论、营养、数据和技术，试图重建非殖民化的、落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96)阿尔伯格(Kristin Ahlberg)在《移植伟大社会》一书中，讲述的是约翰逊政府是如何利用“以粮食换和平”这样的杠杆，提升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在全球范围内以再创“伟大社会”作为外交手段，使其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分别奖励或惩治美国的盟友。(97)康奈利《致命的误解》讲述的是20世纪全球性限制人口的运动。在众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看来，这都是一场关系到个人、民族国家甚至整个地球生死存亡的大事。康奈利写的是一部全球史和跨国史，但民族国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8)洛格瓦尔的新著《战争余烬》(2012年)论述了从二战结束到1959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由于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在法国从印度支那殖民地撤出之后，如何制定出在越南发动战争的计划。作者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当时，如果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具备更为开阔的政治与全球视野，是否可能在不需要美国军事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越南问题？(99)该著是一部以民族国家、战争和大国外交等传统题材为研究重点的建树颇多的史学佳作，自2012年出版以来，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众望所归地获得了包括普利策最佳图书奖在内的数个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