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将布克哈特奉为“经典文化史”的先驱之一[1]7-9。近几年，国内学界对布克哈特兴趣渐增，布氏的主要著作大多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①。在布氏的著作中，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该书拥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力，至今仍被视为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基本参考书。迄今为止，该书已有三个中文译本面世，还有一个新的中文译本目前正在翻译中②。不过，这本书并不好读，因为它预设的读者是专业人士或博学之士。要真正读懂这本书，领略其主旨和魅力所在，从而把握其历史地位，需从布克哈特生活和著述的19世纪着手。
    一、反潮流的历史学家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出生于瑞士巴塞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布克哈特中学毕业后入巴塞尔大学攻读历史，期间曾在其父影响下改学神学，但最终觉得神学与自己的秉性不合而重返历史学。1839年秋大学毕业后，布克哈特怀着对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的仰慕之情前往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当时，柏林大学历史系的领军人物正是被后世誉为“近代西方史学之父”的兰克。1824年，兰克的处女作《拉丁和日耳曼诸民族史》出版。兰克在该书的前言和附录（《近代历史家批判》）阐述了其研究历史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历史学被赋予评判过去和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指导现在的职责。本书从不敢奢望如此崇高的功能；它只想呈现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情(it seeks only to show what actually happened)。”[2]③兰克在同一序言的后面又强调说：“对事实的严格陈述，虽然可能显得枯燥和不具备逻辑必然性，但它无疑是最高法则。”[2]兰克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强调的不仅仅是要重建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要求历史学学科的独立④。该书问世后兰克声名鹊起，应聘到柏林大学讲授历史，成为德国学术界一颗新星。随后，兰克的《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也受到了普遍赞扬。兰克崇奉严格的史料考证和历史真实至上的治史原则以及依靠原始材料（尤其是档案）从事历史研究的方法强烈地影响了当时的德语史学界。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史学研究在德国大学的学科体系中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日益专业化。兰克的众多门徒和追随者致力于建设“科学式的历史学”(scientihc history)，即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的“科学”⑤。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派，主宰了德国史学界。
    慕名而来的布克哈特在读书期间认真聆听了兰克的课程，他还在兰克主持的研讨班提交过两篇论文，受到了兰克的赞扬：一篇是研究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查理·马特(Carl Martell)，一篇是关于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创建人孔拉德·冯·霍希斯塔登(Konrad von Hochstaden)。这两篇论文都带有明显的兰克特色，如《查理·马特》开篇指出：“事实的确立是本研究的目的。”[3]可见，此时的布克哈特亦视考订事实与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布克哈特对兰克的《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由衷地钦佩和赞赏，认为两书堪称优美的文笔与精湛的学术完美结合的典范。他尤其欣赏兰克的文笔，甚至能背诵两书中的一些篇章[4]85-86。1843年，布克哈特获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基本上是一名兰克史学的追随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克哈特对兰克及其门徒推崇的客观史学和一些人力图将史学提升为一门如自然科学般严谨的“历史科学”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和批评。布克哈特越来越怀疑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或“科学性”。早在1842年，布克哈特在给友人贝什拉格(Wmibald Beyschlag)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历史性质的认识。他说：“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总是诗歌；在我看来，历史是一系列最美丽和最艺术性的事物。”[5]他认为，历史和艺术具有某些相似性，历史认识往往是直接对历史证据的把握，这种认识往往取决于材料给人的某种印象，而不是源于考证和思辨，确切地说，历史认识是一种“直觉”(Anschuung)或“感知”，历史认知离不开想象[6]。此后，布克哈特对于历史学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的看法日益坚定，他曾明确指出：“在所有学科里，历史学是最不科学的，因为史料的选取上，它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确定、能够获得大家共识的方法。也就是说，对史料的批判研究是有一个非常确切可依循的方法，但在历史撰述上却找不到任何确切可依循的方法。”⑥他认为“史无定法”，主张“成一家之言”：“没有哪一种方法是不可怀疑的，也没哪种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子。每个人所走的道路体现了他的精神思路，因此，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进他的研究课题，并且根据自己的思路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法。”[7]历史学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强调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主观性，强调史学家个人的理解和诠释，这一信念贯穿在他所有重要的著作中⑦。如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指出：“或许，在不同的人的眼里，一个特定文化的轮廓呈现出不同的图景；而在讨论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个文化时，作者和读者就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情绪的影响了。在我们不揣冒昧走上这个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资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8]1
    在反对19世纪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方面布克哈特并不孤独。巴塞尔大学年轻的古典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堪称布克哈特的知音。尼采强烈批评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他针锋相对地说：“你们强调纯粹的历史事实，我偏偏要强调各种解释！”如今，19世纪盛行一时的“科学式的历史学”或实证主义史学早已被历史学家摒弃，人们已坦然承认史学研究中或多或少的主观性，那种对“科学式的历史学”的追求不过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梦。强调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在这一点上，19世纪的布克哈特和尼采似乎成了当今史学界后现代主义者的精神先驱。
    对历史学和历史著述的这种“超前”认识，使布克哈特的史学研究呈现出诸多“反潮流”特色。比如在史料选取方面，当时德语世界的史学家大多倚重档案和官方文献，布克哈特则常常使用刊印材料，甚至运用文学作品。他认为这些作品中不自觉表达出来的思维习惯较之那些具有倾向性的原始记录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性。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就使用了这一时期的大量文学著作，这在当时的史学研究中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