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14至16世纪）的文化归结为一种精神，这显示了黑格尔等哲学家对当时德语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广泛影响。当时许多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史学家都受到黑格尔等哲学家的影响，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本质相同的东西并通过各种现象表现出来，这个本质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或“民族精神”(Volkgeist)(15)。“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都是玄妙的术语，很难把握，但使用起来很方便，因为通过它们可以很便利地把众多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归结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或“精神”的具体展现，从而描绘出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虽然布氏本人多次表示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不以为然，并申明自己不想建造体系，只想面对历史事实。然而事实证明，他终究未能抵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诱惑(16)。综观布氏的文化史著作，他实质上也将一个时代的各种现象视为某种本质的具体表现，而这个本质其实就是未言明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布氏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理解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此书中的一段文字就充分体现了布克哈特的黑格尔式文化史观念：“形成一个完整一致的整体的各个文明时期不仅在政治生活上，在宗教、艺术和科学上表现出来，而且也在社交生活上留下了它特有的印记。”(17)这句话可说是我们理解布克哈特这部巨著的关键线索。
    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构成了一个“文化史”或“精神史”意义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意大利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近代精神”，确切地说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第二篇“个体的发展”中，布克哈特写下了这段经典阐述：“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的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上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不难表明，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产生的。”[8]125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来阐述这种“近代精神”(modem spirit)或“个人主义”，如“精神上的个体”(the spiritual individual)、现时代精神(the present spirit)、“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在布克哈特看来，此种“个人的觉醒和发展”造成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分野，导致了欧洲的“近（现）代性”(modernity)。正是这一点使意大利人率先走出中世纪，变成了最早的近代人，用他自己形象的说法就是“变成了近代欧洲的长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意大利人率先变成了具有“近代精神”的近代人？布氏认为这主要是当时意大利独特的政治形势使然。该书的第一篇“作为艺术品的国家”就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生活的独特性。布氏指出，中世纪晚期，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控制名存实亡，而罗马教会自身也陷入严重危机，两大权力实体对意大利半岛的控制减弱，意大利城邦内部和诸城邦之间则展开了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使以往的政治法统出现了严重危机。城邦的建立多依靠暴力和阴谋等非法手段，统治国家必须依靠强有力的个性、深思熟虑、冷静的算计，甚至冷酷的手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以现实考虑来运作。可以说，无论是城市国家的内部构成，还是彼此间的外交关系都是“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的产物”，此正是该篇标题的意义所在。新的政治生活，剧烈的政治变动成为不断刺激意大利人自我意识的最大外因，统治者及其周围的人开始理性地看待政治生活，显示出其个性。
    第二篇“个体的发展”是全书的核心。布氏分析了意大利人率先变成“文艺复兴人”或“近代人”的大致过程。他认为，意大利人精神上的觉醒和成长，即“个性的发展”肇始于13世纪末，从这时起“〔中世纪〕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即“种种限制”）被解除了”，个性的发展到16世纪最终完成。布氏以13世纪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5世纪人文学者和艺术家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以及16世纪的文人和艺术批评家阿雷提诺(Pietro Aretino)作为意大利人摆脱中世纪的束缚，实现个性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典型代表。布氏认为，体现个性最高发展的是“全才”(l' uomo universale)，如阿尔贝蒂和艺术家莱奥纳多·达·芬奇。在布氏看来，阿雷提诺是文艺复兴时期“时代精神”或“近代精神”的绝佳体现(18)。
    第三篇“古典文化的复兴”主要考察了意大利人“近代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向导”，即“古典文化的复兴”。布克哈特认为，古典文化的复兴对于意大利人“近代精神”的发展来说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只是引导精神上觉醒了的意大利人走向更成熟、更充分的阶段。即便没有古典文化的复兴这个向导，意大利人也会完成这一发展：“在此以前所描写的那些情况，就是没有古典文化也很足以使民族精神兴起和臻于成熟；而大多数还有待于我们讨论的思想倾向，即使没有古典文化也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但是，无论是以前已涉及的或是我们将要继续讨论的许许多多方面带有古代世界影响的色彩；没有古典文化的复兴，虽然现象的本质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们都是伴随和通过这种复兴才向我们实际表现出来的。”布克哈特进一步强调：“作为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此处的‘天才’其实是‘民族精神’的不同说法而已］的结合。”[8]166很显然，在布克哈特看来，意大利人的‘民族精神’才是首要的，而古典文化的复兴是次要的。
    第四篇“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集中分析了意大利人在精神上获得觉醒并高度发展之后向外和向内的扩展。向外的发展即所谓“世界的发现”，主要体现为意大利人对旅行、地理探险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热情以及对自然美的发现；向内的发展即“人的发现”，也就是个性的发展，布氏主要借助当时文学资料中对个性的描写阐述了这一点。
    第五篇“社交与节日庆典”进一步论述了“近代精神”在社交生活和节日庆典中的体现。在这一部分，布克哈特提出了两个大胆论断。其一，随着新兴的意大利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贵族和市民共同生活在一起，逐渐实现了阶级的平等化：“出身和家世不受重视了”，“平等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贵族的信仰永远消失了”。其二，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和男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阶级的平等和男女的平等促使社交变成了一种高雅的艺术。另一方面，节日庆典这种公共生活形式也因为近代精神的发展而表现出世俗化倾向：“直到近代精神在15世纪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节日演出才会得到它们的充分发展，在这方面，佛罗伦萨大半也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走在意大利其余各地的前边。……在节日庆典里也出现了宗教性质让位于世俗化。”[8]399
    不只如此，近代精神的发展还导致了更深刻的伦理道路与宗教观念的变化，这正是第六篇“道德与宗教”论述的主题。布克哈特指出，个人主义的发展导致意大利人在道德和宗教态度方面倾向于非道德性和非宗教性。就伦理道德而言，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人表现出一种毫无约束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致使人们常常蔑视传统的道德规范，肆无忌惮地做出种种惊世骇俗的恶行，比当时欧洲其他民族更趋向于不道德。虽然如此，布克哈特认为这种道德上的缺陷恰恰也是构成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伟大的一个条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光辉成就与道德上的放纵堕落实为硬币的两面：“［意大利人的］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就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excessive individualism)。……但是，这种个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发生在他的身上，而是更多地由于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发展并不是只发生在意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发生在欧洲的其他民族身上，这主要由于意大利的文明的影响使然，并且从那时起已经成了他们所呼吸的比较浓的空气。它（“个人主义”）本身无所谓好，而只是一种必要的东西；在它的内部产生了善和恶的近代标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这种标准和中世纪所熟知的标准根本不同。”[8]445-446
    在宗教态度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也表现出愈益世俗化的倾向：“这些近代人，意大利文化的代表者，是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的。但是他们强有力的个性(powerful personality/individualism)使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们特别趋于世俗性。”[8]481个人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基督教信仰的普遍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