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的崇古之风不仅彻底塑造了意大利人的审美趣味，也塑造了整个欧洲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审美趣味(aesthetic taste)[23]。受文艺复兴运动推崇古典文化的影响，在16至18世纪，古典主义成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审美趣味，这特别体现在人们收藏古物的热情和对古典建筑风格的偏好上。文艺复兴运动期间的意大利建筑师在透彻地研究古代建筑的基础上掌握了古典建筑的“语法”和语言，并把他们的发现和研究心得写成理论著作，如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的《建筑十论》、塞尔利奥(Sebastiano Serlio,1475-1554)的《建筑通则》和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的《建筑四论》。正是通过这些著作，欧洲其他国家的建筑师也掌握了古典建筑的原则。古典风格逐渐取代哥特式和罗曼式(Romanesque)风格成为欧洲各国主导的建筑风格。
    法国原本是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发源地，到16世纪，法国也成为古典风格的积极接受者(41)。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I,1494-1547)尤其偏好来自意大利的新艺术和新的建筑风格。他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塞尔利奥等建造他的新王宫--枫丹白器宫，该王宫采用了古典风格，时人称其为“新罗马”。由于该王宫收藏了大量的古代文物，有人戏称该王宫是“所有古董的避难所”[24]。到17世纪，古典趣味在法国的影响可说是既深且广，是法国所谓的“古典主义时代”。英国接受古典风格比法国晚，大约是在16世纪末。由于英国建筑师琼斯(Inigo Jones,1573-1652)等人的努力推介，古典建筑风格开始走进英国。古典建筑风格首先出现在王室和一些显贵的宫室上，到17世纪晚期，一些地方城镇的市政厅也开始采纳古典风格来修建，英国本土的建筑传统遂逐渐让位于古典建筑传统[25]。需要强调的是，16至18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变种，例如巴洛克和罗可可建筑风格。巴洛克和罗可可风格实质上都未脱离古典趣味，都属于古典风格的范畴。
    对古典风格的崇尚一直到19世纪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此时，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促使欧洲各个国家开始重视本土的文化传统，在欧洲北方的一些国家，古典风格被看成是一种非本土的异族风格而开始遭到抵制。英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英国的艺术家重新发现了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价值，认为这才是英国本土的“传统民族风格”，因而出现了“哥特式风格的复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新建的英国国会大厦选择了哥特式风格而非古典式风格。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建筑材料的革命性变化，以钢铁和水泥为材料的现代建筑大量涌现，至此，古典的趣味才逐渐失去了其昔日的魅力和光彩，审美中的现代主义开始成为主流。
    收稿日期：2010-05-17
    注释：
    ①主要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世界历史沉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希腊文化史》（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和《历史讲稿》（三联书店，2009年）。
    ②现有的三个译本分别是：何新从英译本转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台湾花亦芬直接译自德文的版本（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据花亦芬介绍，台湾还出版了罗渔从意大利文转译过来的一个译本（黎明出版公司，1979年。笔者未曾见过这个译本）。由于笔者不懂德文，无从判断花亦芬的译本，笔者曾有意识地根据英译本对照了花亦芬译本和何新译本的一些片段，感觉花亦芬的译笔倾向于“意译”，而何新译本多倾向于直译。顺便说一下，花亦芬翻译的意大利人名和地名的音译十分别扭，与意大利语发音相去甚远，这或许是她不识意大利文造成的。
    ③兰克在其《英国史》的结论中也有类似的一句名言：“我所盼望做到的是把自我祛除掉，仅由事情现身说法，让强大的力量显示出来。”转引自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第133页。
    ④兰克史学的特征一直是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把他视为“科学式历史”的创始人，也有人把他看成是德国唯心主义史学传统的代表。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这里无法展开详细的讨论。不过，德裔美国学者Felix Gilbert对兰克史学的理解值得重视，他指出：如果从兰克时代的学术环境中理解兰克在《拉丁与日耳曼诸民族史》里所阐发的史学旨趣，尤其是他的那句名言--“要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叙述”--的丰富内涵，那么它包含三层含义：(1)剔除历史记录中的讹误，核定可靠无误的历史事实。(2)确立史学学科的独立自主，摆脱其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神学、哲学等的从属地位。(3)把已经确立的历史事实放置在当时的情境里，而且使过去能够再度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第三层的含义意味着历史写作也需要好的文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文学的一部分。在兰克看来，一个历史学家不仅是考据家，也是一个文学家。他强调人们往往忽略兰克史学中的文学层面，即兰克对文学技巧的重视。参考氏著：History:Politics o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Ranke and Burckhardt,pp.19-25,38-39.
    ⑤美国学者克瑞格(Leonardo Krieger)在《兰克：历史的意义》(R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p.4-7)一书中归纳了“科学式历史学”的四个基本准则：“历史真相的客观性、事实的优先性、历史事实的独特性以及政治的核心位置。”不过，兰克本人和所谓的“科学式的历史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兰克强调历史兼科学性和艺术性，他本人从未打算探索历史的规律，他在历史表述中也非常注重文学技巧的运用。但是，兰克的追随者及其在国外的仰慕者更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例如兰克的高足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75)在1859年创刊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i)的卷首语里宣称：“本刊拟是，且最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的刊物。”法国史学家古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1830-)在他1862年的就职演说《科学史家的精神》中说：“史学是而且应该是一门科学！”英国史学家班瑞(John.B.Bury,1861-1927)则宣称：“史学是科学，不多亦不少。”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129-135,55-57页。
    ⑥转引自花亦芬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撰写的导言“写给故乡的书”（第99页）。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第76页）里亦指出：“历史是所有科学当中最不科学的一门学问。”
    ⑦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第一版序言（中译本第1页）里说：“同样的史实可能在一个作者看来基本而重要，但在另一个作者的眼中不过是乏味透顶的垃圾。因此，本书的作者很清楚，他的处理方法可能被责难为主观的。”在《希腊文化史》（中译本第51-52页）里说，“在材料的选择上，完全不可能避免相当大程度的主观性。我们不会自诩为‘科学的’，我没有什么方法，至少没有一套与其他的学者共同遵循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