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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布克哈特与意大利文艺复兴(9)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 刘耀春 参加讨论

⑧德国历史学家梅内克(Friedfich Meinecke)在为布克哈特《世界史沉思录》撰写的书评《雅各布·布克哈特:德国的历史著述和民族国家》(Jacob Burckhardt:die deutsch Geschiehtssehreibung und der nationale Staat)里对布克哈特迥异于德国同辈的立场有一段重要论述:“我们的历史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而从事的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布克哈特并没有和我们一起经历这类政治斗争,……他抽身而退,甚至还不如他的同胞孔拉德·费迪南·梅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苏黎世作家),后者以极大的同情和关切经历了德意志民族不断变换的各种命运。很显然,那些哺育了我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判断的大量体验、印象和抱负对布克哈特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他没有像兰克那样呼吸伟大的国家政治关系的空气,他也未对一般的国家的实现给予任何感情投资。相反,如同施洛塞尔(Schlosser,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只是在更宽泛和更富有刺激性的意义上思考了权力(power),在他看来,国家的本质就是‘罪恶本身’。”转引自:Lionel Grossman,Basel in the Age of Burckhardt,p.446.
    ⑨布克哈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充分反映了他的性情:“我亲爱的朋友,我对自由(Freedom)和国家(the State)都没有什么感觉。国家并不是由像我这样的人构成的;尽管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对我的邻居表现出友善和同情心;我会成为一个好的个体,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对这一发展方向还是有一些天分,并且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做不了什么;我对它的态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冷嘲热讽;重要的是我所从事的事业,……我们都会消亡,但至少我想去发现我是为了什么而消亡,它就是欧洲的古老文化。”见《希腊文化史》,第10页。
    ⑩参见Peter Burke为企鹅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Penguin Books,1990)撰写的导言:"Burckhardt and Italian Renaissance",p.7.
    (11)德语的Versuch的英文对等词是essay,后者来源于法文里的essayer,有“尝试”“试验”的含义。齐思和先生把an Essay翻译成“一篇论文”,显然是没有完全领会布克哈特的真实意图,而台湾花亦芬的译注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本尝试之作》,第6页)就准确地领会了布克哈特的意图。
    (12)转引自Hajo Holborn为“现代文库”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r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54)英译本写的序言第Xi页。
    (13)Federico Chabod,"The Concept of the Renalssance",in Federico Chabod,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trans.by David Moore,London:Bowes & Bowes,1958,p.155.关于“中世纪”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参见Paolo Delogu,An Introduction to the Middle Ages,tans.by Mathew Moran,London:Duckworth,2002,pp.13-58.
    (14)布克哈特一直认为用“文艺复兴”一词来概括14至16世纪的意大利历史是很片面的,因为该词没有充分表达出这三个世纪的“最鲜明印记”(characteristic stamp)。但他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只好继续使用它。布克哈特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1867年)里再次强调:“文艺复兴(rinascità)一词是片面的,因为它只强调了一半的事实。在接受和吸收‘古典文化(的再发现)’的过程中所依靠的自由和原创性,以及在这场伟大运动中显示出来的近代精神(the modern spirit)的广度并没有被这个词充分地表达出来。”转引自Lionel Grossman,Basel in the Age of Burckhardt,p.385.
    (15)伯克在《什么文化史》(中译本第8页)里指出,在布克哈特时代的德语文化史学家往往把自己的文化史研究称为“精神史”,其实也就是“文化史”。
    (16)关于布克哈特文化史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基础,可参考贡布里希的《理想与偶像》(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探索文化史”一文。
    (17)何新译本,第353页。英译本的原文为:"Every period of civilization which forms a complete and consistent whole manifests itself not only in political life,in religion,art,and science,but also sets its scharacteristic stamp on social life."
    (18)布克哈特评价阿雷提诺的一句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意大利再也找不到像[阿雷提诺]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经历,这是意大利时代精神的一个良好表征。”(何新译本第165页,译文根据英文译本有所改动)
    (19)关于晚清到民国早期我国学人对“文艺复兴”的认识,参见罗志田的《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载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
    (20)比如,国内的一些学者常用“从信仰到理性”或“神人对话”之类的口号概括文艺复兴时代(笔者认为,如果非要用简单的口号来概括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及其特征,用“古今对话”可能更好一些)。还有一些人为翻译过来的一些文艺复兴著作画蛇添足地加上一些类似的标题,例如意大利学者Sandra Suatoni的《意大利文艺复兴》(Il Rinascimento in Italia)被译为《从神性走向人性:文艺复兴》(夏方林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美国学者Paul Johnson的《文艺复兴简史》(The Renaissance:A Short History,Random House,2002年)被译为《文艺复兴:黑暗中诞生的黄金年代》(谭钟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如果读者仔细阅读这些译作,就会发现其实原作者的核心论点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例子表明,在我国学术界,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描绘成“黑暗和光明”、“信仰与理性”、“神性和人性”的截然对立的简单程式化图景是根深蒂固的。
    (21)中译本为《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赫伊津哈对布克哈特的批评见中译本第65页。
    (22)例如:Richard Trexler,Dependence in Context in Renaissance Florence,New York:Mrt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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