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对象或任务方面，他也与主流史学家大异旨趣。19世纪的德国正值从分裂走向统一、铸造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德国史学研究亦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兰克就极为重视民族史，布克哈特晚年回忆，兰克在授课时常常以“先生们，民族乃上帝之思”开始[9]。兰克在他的处女作里就指出，他的历史研究重点是在近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拉丁和日耳曼诸民族。在兰克看来，只有在充分了解了这些重要民族的历史、集体性格和彼此间的关系后，才能全面地理解近代史，特别是理解普鲁士成为一等欧洲列强及其在近代史中的地位。兰克在《自传》里指出：“当我完成了这部著作（即《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之后，我再次转向了其他研究。一方面，我感觉到在我的一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缺失，这一缺失主要在于我本人对那些凭借其文化和权力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伟大民族缺乏贴近的了解。只有弥补这一不足，才能实现我的夙愿：全面理解（近代史）。另一方面，在通盘理解近代史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一种困难：我不能恰当地评价普鲁士自身的地位。”[2]48-49显然，兰克认为，列强的形成是近代史的根本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兰克后来花了很大的心血分别撰写了普鲁士、法国、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列强的历史。兰克的门徒和追随者的史学研究也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通过历史著述参与德国的民族国家建设(nation-state building)。到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历史研究仍以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为主[4]87。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史在当时的德语史学界虽也有一席之地，但在主流的政治史家看来，却只是末流和业余爱好者的领域[1]8。
    而布克哈特却对急剧膨胀的民族国家感到担忧，他在民族国家的成长中看到了权力集中和各国权力争夺所暗藏的巨大危险，他也憎恶俾斯麦式的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贵族自由主义者，他对工业化时代的大众民主浪潮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感到厌恶和恐惧。于是，他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抽身而退，一直尽可能不受干扰地过着自己平静的私人生活[10]183。他怀着怀旧之情将目光投向欧洲往昔的文化传统，通过研究欧洲文化史寻求精神上的安慰⑨。此外，布克哈特走上文化史研究的道路与他的个人爱好也有一定关联。布克哈特对艺术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他与著名艺术史家、柏林大学的教授库格勒(Franz Kusler,1808-1858)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并曾应库格勒之请修订后者的《艺术史手册》。1846-1847年，布克哈特前往意大利旅行，亲眼目睹了意大利丰富的艺术珍品，一路上写下了大量见闻，并画了不少速写和草图。
    1848年，布克哈特计划出版一套欧洲文化史丛书，其中包括《伯里克利时代》、《晚期罗马诸皇帝的时代》、《查理大帝时代》、《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时代》、《15世纪的德国生活》、《拉斐尔时代》。布克哈特设立每一卷主题的标准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独特性和完整性⑩。虽然该计划最终流产，却为布克哈特后来陆续出版的几部重要文化史著作奠定了基础。1853年，布克哈特的第一部文化史著作《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出版。之后，他再次前往意大利旅行，回国后写成《向导：意大利艺术珍宝欣赏指南》（Cicerone，1855年；英译本1873年）。这是一本介绍意大利艺术品的入门读物，在当时很受欢迎，曾多次再版。1860年，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问世。1867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出版。在之后的30年中，他再未出版任何著作，而是一心一意致力于教学。布克哈特去世后，他的一些讲稿被整理出版，其中包括《希腊文化史》（1898-1902年）、《世界历史反思录》（1905年）、《历史讲稿》（1929年）以及一些关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论文。在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著作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无疑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一本。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其实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的姊妹篇，两者都关注欧洲文化史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着眼于古典文化的“危机”，换言之，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的过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则考察中世纪的结束和古典文化的复兴。前者讨论的是“宗教性”(other worldliness)的兴起，后者关注的是15和16世纪“世俗性”(worldliness)的兴起。这两部著作及布氏身后出版的《希腊文化史》有一个共同点：力图通过呈现一个时代“经常的、反复出现的和典型的面相”描绘出一个时代的整体画像⑩。正是这一点使布克哈特截然不同于当时的主流史学家，那时的大多数史学家仍恪守传统的政治叙事史，给人们讲故事。
    布克哈特深知他所从事的文化史探索与主流史学界之间的鸿沟，并早已预料到他的“文化史”可能遭到主流史学家（即他所说的“法官们”）的冷嘲热讽。布克哈特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一部尝试之作”。他开篇言明：“本书的标题表明，本书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一项‘尝试’ (essay)(11)。没有人能比作者更清楚他所要面对的一项如此艰巨的任务使用的有限手段和能力。即使他能以极大的自信看待自己的研究，但是他却不能确信该书能得到能干法官的赏识。”[8]1
    恰如布克哈特本人预料的那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后的最初几年销量并不佳。然而，该书的修订版在1869年面世后声誉持续上升。一些声名显赫的学者和史学家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Hippobte Taine)称赞它是“现有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完备和最有哲理的一部著作”(12)。
    二、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观的建构
    “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是一对孪生概念，其发端最早可追溯到14至16世纪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和艺术家。那时，人文学者（如彼特拉克）往往以拉丁文学和拉丁学术为标准把欧洲文化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古罗马时期的辉煌时代；蛮族入侵后的衰落和黑暗时期；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即复兴古代文化的时代。”艺术家也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提出类似看法，如15世纪雕塑家罗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和16世纪著名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都把艺术（绘画、雕塑和建筑）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辉煌的古代；随后的黑暗时代；复兴的时代。可以说，14至16世纪的意大利人已勾勒出一幅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截然对立的图景，这一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13)。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人们看来，使他们的时代区别于以往的核心因素是古典文化的复兴，他们对文艺复兴的认识基本上属于狭义文化史的范畴。
    从启蒙运动时期开始，文艺复兴的意义开始被不断提升，现代意义的“文艺复兴”概念逐渐被建构起来。在这一时期，“中世纪”往往被看成是远低于文艺复兴时代的“黑暗时代”，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伏尔泰将“光辉的”罗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il Magnifico,1449-1492)时代列为欧洲历史上四个最伟大的时期之一，认为此时是人类理智觉醒和进步的时代，并以理性的名义对“基督教中世纪”的野蛮和黑暗进行了抨击。
    19世纪中期，法国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率先使用大写的“Renaissance”一词作为其《法国史》第七卷（1855年第一版，讲述16世纪的历史）的标题，并赋予其新的内容。米什莱是政治上的民主派，憎恶任何形式的专制。他认为14和15世纪是意大利精神衰落的时代，此时，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失去了自由，转向了非民主的专制体制，即便有布鲁内莱斯基这样的天才，也改变不了整个时代在精神上的堕落。在他看来，历史的重心不在15世纪的意大利，而是在16世纪的法国。他对传统的“文艺复兴”一词颇不满意，认为它难以概括16世纪的伟大成就：“可亲可爱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对于热爱美的人而言，它指的仅仅是一种新艺术的出现和想象力的自由运用；对学者而言，它指的是古典研究的复兴；对法学家而言，它指的是我们的古老习俗的杂乱混沌状态暴露出来的日子。这就是该词的所有内涵吗？”米氏认为，此一传统文艺复兴概念遗漏了两个意义重大的事实：“……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16世纪……从哥伦布到哥白尼，从哥白尼到伽利略，从地上的发现到天上的发现。人重新发现了自己。”因此，他创用大写的“Renaissance”一词来表达16世纪“世界发现和人的发现”，即人类精神的觉醒及其成就。米氏指出，正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使16世纪“本质上等同于近代(modern Age)”。可以发现，到米氏这里，“文艺复兴”开始演变成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开始被看作欧洲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精神并与中世纪截然对立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米什莱的文艺复兴观主要局限在16世纪的法国，他将此前意大利的成就排除在外[10]175-177。
    布克哈特吸收了米什莱的文艺复兴观的一些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综合性解释。如同米什莱，布克哈特也对当时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艺复兴观不满，他认为，14至16世纪期间意大利的许多东西并非古典文化复兴的产物，而是当时人的新发现或新创造。早在1842年，他就指出：“一个15世纪的优秀的佛罗伦萨人真诚地相信并认为：他正在复制古人的作品，事实上，他正在创造一些崭新和无限美丽的东西。”[12]但与米什莱不同的是，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14至16世纪的历史构成了一个欧洲文化史上的伟大时代，远比法国的16世纪重要。因此，布克哈特借用了米什莱创造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但对其内涵做了进一步改造，用于指14至16世纪的意大利历史。
    布氏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最根本的因素并非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近代精神”（即“个人主义”）的觉醒和发展，它使意大利人最先变成近代人，率先跨入了近代，因而在布克哈特这里，“文艺复兴”一词变成了“近代”的同义语。对这种“近代精神”形成原因及其诸种表现的解说和分析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主旨所在(14)。布克哈特在此书里探讨的并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15)(The Civilization of Italian Renaissance)，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n Italy)。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仅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