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蔑视实证史学，强调历史的艺术性和直觉在历史认识的重要性，他对严格的史实考证似乎缺乏热情。他的大多数历史证据来自传记、文学著作，有时难免过分诠释。我们不是说布克哈特刻意捏造或扭曲历史事实，但是书中“历史的必需”之类的字眼让人感到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傲慢（书中的确存在让历史事实屈从于其解释框架的例子）。如今，史学家已坦然承认史学著述的文学性和想象因素，纯粹的历史客观性只不过是一个崇高的梦想。但承认史学著述中的想象因素并不等于承认史学等同于文学。尽管事实的考证并非历史研究的一切，说明和解释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若过分强调解释而漠视历史事实，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地过度诠释。对于史学家来说，立论的基础依然是“史实”，否则，历史解释就只能是痴人说梦！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Georg Iggers)的告诫值得铭记：“对于历史的解释可能各不相同，并且历史学家有权采取他们自己的视角，然而他们却没有权利捏造或歪曲事实。好的历史学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幻想曲。”[18]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对布克哈特的批评并非是对这位大师的不敬。布克哈特被奉为开创西方文化史类型的大师，通常一个获得“大师”称号的人往往被偶像化，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人们当作权威意见而不假思索地接受。但笔者认为，这种“偶像崇拜”恰是学术进步的一大障碍。古往今来，永远正确的权威(infallible authority)是不存在的，把权威--不论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偶像化或神化，实质上意味着放弃个人独立并接受一种畸形的奴役关系。对于“大师”，我们欣赏他的学识和见解，但也要有怀疑和批评的勇气。我们应怀着欣赏和批评兼而有之的态度阅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或许这才是向这位勇于反对权威和逆潮流而动的大师致敬的最佳方式。
    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
    前面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缺陷和不足，并不影响该书作为文化史经典名著的地位。首先，该书代表了一种新的史学类型--文化史。在布克哈特之前，欧洲已出现了一些文化史著作，如16世纪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18世纪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和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等(26)。虽然布克哈特的文化史并非“凌空出世”，但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对于文化史作为一个清晰的史学概念和特定史学类型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书采用的主题讨论法打破了叙事史的单一写作模式，为文化史写作开辟了一个可借鉴的新路子。不只如此，以当今后世之见，二战以来的文艺复兴研究（如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日趋专门化和零碎化，使得整体性的综合愈加困难，布氏的著作依然是迄今为止少有的提供文艺复兴时代整体图景的著作之一。
    其次，若摒弃布克哈特文化史观的黑格尔哲学基础，不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所描述的各个专题看作“个人主义”的具体表象，而是将其当成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重要历史主题的具体研究，那么，我们仍然能从中发掘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深刻观察和精彩见解。例如，该书第一篇有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体类型、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生活的论述非常精辟。布氏将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政体分为四类：僭主制（中译本作“暴君制”）；大王朝（世袭君主制）；共和国；教皇国。布克哈特对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个共和国极为赞赏，认为佛罗伦萨是政治思想的“实验室”，威尼斯则是“稳定政体”的典范。他对其他三种政权体制，特别是对僭主制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布氏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制主义的犀利批判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贵族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警惕和对暴政的厌恶。时至今日，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政体类型的划分和分析以及对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论述，对于探讨欧洲近代国家的起源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布氏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精英“个性”的分析非常中肯。在文艺复兴时期，一部分精英，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和一些统治者的确出现了自我意识觉醒，这一时期大量的传记作品、自传和不计其数的世俗肖像画和自画像就是很好的证据。布克哈特提出的“个人主义”若经过严格限制和修订，仍不失为诠释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现象的重要概念工具。此外，布氏利用文学著作进行历史分析的做法和技巧也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借用文学资料进行史学研究的范例。
    另外，就该书中有关古典文化的复兴一节而言，假如我们不把“古典文化的复兴”视为“个人主义”的觉醒和发展过程中可有可无的向导，而是将其看作一项具体研究，那么布氏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的概括和阐述依旧有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比如，他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好古癖、古典著作的搜集、校勘和翻译整理、古典文化在大学和学校的扩展与在日常生活实践的渗透、统治者对古典文化的推动以及反过来古典文化对统治者的影响，以及人文主义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衰落的原因等等，这些问题如今仍启发许多学者不断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该书中有关“社交生活和节日庆典”的部分尤其值得重视。首先，布氏是少有的将社交礼仪和节日庆典作为严肃的文化史研究对象的史学家，当代的一些新社会文化史家沿着布克哈特开辟的道路探讨这一时期的庆典仪式，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27)。其次，布氏是19世纪在严肃的文化史著作中给予妇女一席之地的历史学家，就这一点来说布克哈特也是非常超前的。事实上，二战后欧美学术界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研究热潮正是在批评和反驳布氏关于这一时期妇女的论述中发展起来的。
    该书中有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道德和宗教观念（第六篇）的一些章节，特别是关于宗教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的分析，突破了传统的教会史和教义史的研究框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布克哈特有关布道士对民众信仰的影响的论述尤其精彩，他的这种研究取向与当今“日常生活史学派”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如今，探讨大众宗教已经蔚然成风，在这里布氏再度显示了其超越时代的史学眼光。
    最后，布氏在该书中对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之双重性的剖析也是非常深刻的。在他看来，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可以使人的潜能释放出来，取得辉煌的文化成就，另一方面，过分放纵的个人主义可能走向无视伦理约束的自私自利，甚至成为毁灭文化本身的因素。
    总之，今天的人们可以不接受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整体诠释，却无法回避他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卓越史学家的过人之处不仅体现在其高妙的立论，也体现在能敏锐地提出激发更多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此正是克哈特及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永恒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