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西欧，有两部系统使用“世界纪年法”的编年史影响深远，其作者分别是西班牙圣徒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年）和英格兰圣徒比德。伊西多尔“以尽可能简洁的方式，记录从创世以来直到赫拉克利乌（Heraclius,610-641年）皇帝或者希泽布特王（Sisebutus,565-620年）的总年数，添加时间的谱系，以便揭示此前的时代”[9](p.425)。他用的就是世界纪年法，例如“4044年，萨姆森统治20年。4084年，教士希鲁（Helus）统治40年”；如此编年直至“5813年，赫拉克利乌统治了5年。哥特荣耀的国王希泽布特通过战争使许多罗马军队的城市隶属于自己”。伊西多尔还将这部编年史缩编并纳入其《辞源》中，在“时代描述”条目下，用“世界纪年法”按六个时代的演化顺序浓缩人类历史(15)。比德的编年史并未单独面世，而是作为《论计时》的附录。在讨论年月日和各种历法中的天文现象之后，他说：“我们现在就比较人类的时代，即希腊哲学家所谓‘小宇宙’。”他分六章讲述了人类编年史，包括“六个时代”、“余下的第六个时代”、“三种可信之论”、“敌基督的时代”、“末日审判时代”以及“第七、八个时代”。他的编年史以“A.M.”为“世界纪年法”的简写方式，分别列举“七十子本”和“希伯来本”的年数，自第六时代开始，先用希伯来本世界纪年，然后附加“基督纪年”，如“世界3952年，基督1年，奥古斯都42年……”，直至“世界4680年，基督729年，利奥皇帝9年……”(16)。
    此后很少有大史学家完全采用“世界纪年法”纪年。12世纪的著名史学家、弗赖堡主教奥托（Otto of Freising）在其名作《编年史》（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中，叙述耶稣诞生之前史事时并未采用统一的世界纪年法，而是兼采多种纪年方法，如创世之后多少年、大洪水之后多少年、尼努斯统治之后多少年和罗马建城以来多少年，大抵抄袭前人陈述所致。稍晚，英国中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利·马修（Paris Matthew）在其著述中只是提到各个时代的年数，并没有使用“世界纪年法”。
    但是“世界纪年法”却以续写伊西多尔和比德编年史的形式一直流传下来。现存伊西多尔编年史续编本最早的版本是9世纪的巴黎本，其末尾有言：“自创世直到洛塔尔国王40年……的简要年代。”(17) 此后续写本代不缺乏。比德的续写本数量更多，从9世纪一直绵延不绝，而且多在关键年份标注世界纪年，或在行文末尾添加世界历史总年数，如巴黎4883A本：“从创世到今年（基督877年），凡4829年，七十子本为6077年，希伯来本为4829年。”M本则有“凡4792年（基督840年）”等等[10](pp.334－356)。
    中世纪最大规模使用“世界纪年法”的例子出自12世纪在高卢南部写作的一个伊西多尔续写本，其中提到：“虔诚者路易统治了34年，至世界6125年；洛塔尔统治2年，至6127年；其兄弟查理统治了39年，至6156年……雨果之子罗伯特统治了21年，因此是世界6298年，基督1017。”[11](pp.261～262)
    12世纪以后，在关键年份使用“世界纪年法”的历史作品明显增多。从“德意志文献集成”数据库中用“ab origine mundi”检索，共有165处，其中作为纪年法有110处左右；用“ab exordio mundi”检索有40处，几乎全部用作纪年法；用“ab inicio mundi”检索也有41处，几乎全部用作纪年法。“世界纪年法”的流行程度可从一个独特现象得到反映：《班贝格年鉴》（Annales Babenbergenses）中写道，“基督1135年，依据复活节推算表和摘录，这一年是世界……年”[12](p.4)，作者并不知道是世界多少年，但他还是列出了这种纪年法。
    文艺复兴时期，受拜占庭的巨大影响，“世界纪年法”在西欧更加流行(18)。在史书写作中“世界纪年法”与“公元纪年法”相配合，耶稣诞生前的史事用世界纪年，与《旧约》相一致；耶稣诞生后的史事用公元纪年，与固有习惯相协调；二者相辅相成，形成系统化的纪年体系。英国编年史家约翰·卡普格雷夫（Johan Capgrave）采用“世界纪年法”于1476年完成了规模庞大的英国史。1486至1489年间德国学者谢德尔（Schedel）编订《纽伦堡编年史》，按照流行的“七个时代”理论安排内容，并采用统一的世界纪年(19)。
    自尤西比乌初步解决了古代纪年体系换算问题之后，西欧因远离古代世界的中心，主要接触“现代史”（nostrum tempus）而并不热衷于探讨古代异教历史。“文艺复兴”在复兴古代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复兴了古代历史，古代纪年法重新得到关注和研究，这不仅对“世界纪年法”提出挑战，也促进了对“世界纪年法”的系统研究，“圣经年代学”随之兴起。教会史或圣史“主要讨论教会事务，即由教会人士进行的管理事务”(20)，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圣经年代学”（Chronologia Sacra,Sacred Chronology）就是计算从创世以来的世界时间(21)。由于教会控制着文化，与教会史相表里的“世界纪年法”被视为最重要的纪年法，“历史是计时，是对从创世至今发生的人和事的记述”(22)。为了重新将复兴的古代纪年法纳入到世界纪年体系之内，以便统一人类的历史年表，“世界纪年法”毫无疑义地成为“年代学的基础，最基本的年代计算，是其他所有纪年推算的源泉”(23)。
    但是，作为统一其他纪年法的换算标准，“世界纪年法”却存在先天性不足。一方面，它所依靠的文本--《圣经》并非专门的历史著作，对历史系年较为随意，亦与其他俗史系年缺乏相关性。另一方面，“世界纪年法”的根本宗旨也不是弄清历史年代，而是理解上帝之道，因此在实际推算中，年代学家大多站在教会史立场上，假定《圣经》系年的优越性而强行统一其他纪年法。1595年摩尔说：“要让世俗历史时间符合《圣经》，而非相反，如同许多年代学家所做的那样。这是世俗真实的基础。”但他也承认，越来越多的年代学家们开始用非《圣经》材料来校正《圣经》年代，对此他反驳说：“（摩西）根据上帝的意志写作，不可能撒谎，可以据此校正其他作家们的歧异，而不应该如同大多数年代学家所做的那样，根据其他不确定的作者来校正他。”(24) 因此之故，“世界纪年法”很难作为客观的坐标换算其他纪年法，尤其是在基督教开始丧失其文化控制力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