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哈里逊其实是这部编年史中著名的“英格兰描述”部分的作者。作为该编年史第一部分，“英格兰描述”描述了英格兰的地理，在谈到某个城市起源时，需要给出基督降生前的年代，这时作者往往直接使用“基督前××年”，并不与“世界纪年”并用。
    这一推测在著名学者威廉·坎登那里再次得到证实。在出版于1601年的博物学名著《不列颠志》（Britania）中，坎登同样径直使用“基督前”。如谈到剑桥大学起源时，他说：“一位西班牙人坎塔贝（Cantaber）于基督前375年（375 yeeres before the nativity of Christ）建立起这所大学。”(31)
    应该说，在整个17世纪，文献中历史纪年法的使用情况非常混乱。“世界纪年法”虽然占优，但优势并不很明显，而且随着“儒略纪年法”的出现和推广，包含公元前的公元纪年开始系统化，与儒略纪年、世界纪年三足鼎立。这一点在专门的编年史、通史中表现最为明显。首先是“儒略纪年法”加入进来，依靠“儒略纪年法”成长起来的“公元前纪年法”随之。但是，斯卡利格因为过分肯定世俗历史文献的年代学价值而被疑为异端。因此，在17世纪下半叶，作为历史纪年符号，真正的竞争是在“世界纪年法”与“公元前纪年法”之间展开的。
    “世界纪年法”与“公元前纪年法”虽然都有宗教上的优势，但也有着类似的缺点，即对起始点存有争议。关于基督道成肉身之年，当时有不下六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耶稣诞生于儒略历元年，即儒略历开始颁布之年，儒略帝41年，193届奥林匹亚第4年；第二种是诞生于儒略帝42年，第194届奥林匹亚第1年；第三种是儒略帝43年，194届奥林匹亚第2年；第四种是儒略帝44年，第194届奥林匹亚第3年；第五种是儒略帝45年；第六种是儒略帝46年。
    对于世界被创造之年的分歧更大。作为历史纪年资料，《圣经》是非常不清晰的，尤其是首尾不明。自亚当至亚伯拉罕被召，只有每代人的年岁而没有交代父生子的年龄；自巴比伦之俘至耶稣诞生则年岁不明，只是基于圣丹尼尔的预言“七周七十”被认定为490年，但如何计算，《经》无具文。加之在传写过程中，不同《圣经》文本之间关于数字的不一致之处较多。“现在有许多人经过艰苦努力，也博得了不小的名声，他们的火烛我多半会擎起，但是，在计算或者厘清世界年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不能让我完全信服。”(32) 而且随着年代学的发展，对起点时间的不同推算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相差年数也越来越大。1576年韩墨（Meredith Hanmer）引用了17种不同的推算，17世纪增加到100多种，到18世纪，据德魏诺统计，已有200种以上计算方法，从（基督之前）3483到6984年不等[15](pp.129～148)。
    在实践中，世界起点和基督道成肉身的起点逐渐被固定到统一的日期。1650年左右，爱尔兰大主教厄谢尔推定上帝创世发生于基督之前4004年：“可以推断世界被造发生于儒略纪年的第710年秋分之日。用天象表我推算儒略710年秋分之后第一个星期天是10月23日，创世就发生于23日前夜。忽略年代学家偏好的细节，我推算从创世到基督1年1月1日午夜是4003年30天又6时。根据希罗德死亡时间推算，主出生于基督1年1月1日之前整整4年；所罗门神殿建造于世界第3000年，在世界第4000年基督降生，因此基督降生于公元前4年而非公元1年。”(33) 50多年后，这一算法被附加在詹姆士王本《圣经》中，成为最权威的日期，被广泛接受。
    虽然如此，对“世界纪年法”还是存在许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首先，世界有无开始？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同时，人文主义者也复兴了关于世界是否被创造的古老争论。人类历史的这个起点有没有？如果有，应该定于哪一点？1565年法国人让·博丹写作《理解历史之坦途》一书，书中专辟一章讨论时间体系，首先便反驳逍遥学派的“时间无限论”，然后表示赞同“世界有始有终”观点，接下来讨论世界开端。在列举了11家较有道理的看法之后，他选择了斐洛的计算，认为当年为世界5628年(34)。
    其次，随着俗史的复兴和扩张，俗史纪年体系与《圣经》年代学缺乏历史上的有机联系。《旧约》主要是犹太民族历史记忆的结晶，里面多少涉及古代亚述、埃及的历史，但与被复兴的古典历史，即希腊罗马史几乎没有瓜葛。不仅如此，在计算俗史年代时，合理的步骤是从已知推向未知，即从已知较为确定的史事日期逆推较为久远的、传说中的历史年代，而不是相反。“公元纪年法”既是宗教纪年法，符合基督徒的偏好，也与希腊罗马史事紧密相关，可以与之自由地联络，因为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同时诞生。“公元纪年法”要比“世界纪年法”更占优势。
    第三，尽管有了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世界被造日期，但并未终结关于世界始点的争论，这种不确定性对其应用造成了最大的障碍。1694年一位英国作家抱怨说：“（不同的世界日期差异较大），因此当我读到某件事发生于世界某年时，我并不确定作者遵循的是哪种计算方法，因此也不能知道他的意思。”(35)
    17世纪中期，“世界纪年法”和“公元纪年法”的竞争似乎还难分高下。在1659年出版的《圣经年代系列》中，作者说：“表中应该有公元前一栏，但实际上没有，这是为了避免栏目过多。”(36) 1664年斯特劳奇提到：“如果依据某些人的计算方法，可以用公元前来加以推算，用儒略纪年数减除4714，所得就是公元前某年。”(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