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对“世界纪年法”造成强大冲击的，是来自于西欧的新兴自然科学，尤其是正在酝酿之中的地质学。17世纪晚期，随着古物收集的展开，对化石、海洋、湖泊等地貌的观察和研究兴盛起来，与《圣经》年代学的流行相结合，使得地球年龄成为热门话题。“通过地貌，已经有许多尝试和假设，以便确定地球的年龄。”[16](pp.296～300)根据学者们观测，地球的历史似乎要比经学家们推测的古老得多。哈雷彗星的发现者哈雷提议测量湖泊和海水盐度增加的频率来推测地球的年龄：“世界会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古老得多。”如同杰克逊所总结的：“对许多像约翰·洛克那样的人来说，世界年代太短了，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就是不可信。”[17](p.46)
    最初《圣经》年代学与学者们的自由探讨尚无矛盾。一方面学者们还不敢直接挑战圣经年代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圣经年代学家也在尽量增加《圣经》叙述的弹性，从而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阐释《圣经》，使学者们关于地球年龄的推论不与《圣经》发生直接冲突。诚如哈雷所言：“《圣经》说人类历史有6000年，或者据七十子本为7000年以上。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最后被造出来的，圣经并没有交代在造人之前已经存在了多久，也没有交代此前的五天是怎么个算法。尽管我们知道天上一日，人间千年，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些日子该如何对应人类的日子，因为在第四天创造太阳之前的时间度量是不确定的。”
    这种折中，不仅缓和了新发现与旧教条之间的冲突，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区分和空间。原本单一的“世界史”开始区分为“人类史”和“地球史”。“18世纪的新发展是，在研究石头和化石的自然学者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质疑，认为世界的开始可能比年代学家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其中大部分时间很有可能是无人的历史，而人类历史不过是其发展的最后阶段。”[18](p.3)
    虽然《圣经》以及圣经年代学的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维系，但作为历史纪年法，却日益丧失其历史系年的价值。18世纪末期历史学家们最终否定了“世界纪年法”的可行性。1800年马凯指责说：“至于所谓世界纪年法的提法，与公元纪年法相比，其始点非常不确定。赫尔维克认为是公元前3953年，佩陶认为是3983年，其他人认为是5199年。一般观点则认为是公元前4007年，或者公元一年之前的4008年。希腊教会、东部帝国皇帝则认为创世远在公元前5509年。有些希腊人认为是5624年。如果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说法可信的话，天文观测和计算要发生在有创世记录之前好几千年。因此，当世界纪年不能告诉我们世界何时被创造出来时，使用这个术语实属荒唐。有鉴于此，与公元纪年法相比，很明显，世界纪年法是模糊不清的。”(49)
    但“世界纪年法”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不仅19世纪它还在《圣经》年代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目前还在犹太人群体中流行。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文本并不曾明确说明上帝在哪一年造天地，用来制定历法的公式完全是人为的，是为了满足特定社团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19]在接纳普世文化的同时适当保留自身文化习俗，对此无可厚非。
    五、公元纪年在中国
    16世纪末、17世纪初，公元纪年已经随着传教士东来传入中国，当时被直译为“耶稣降生”。徐光启等人编订的《新法算书》提到这一纪年：“丁先生者，太西高明之士，尤长于天学，亲见两日食之异。其一于耶稣降生一千五百六十年在哥应巴见月掩日，白昼如夜，星宿昭然。其一于一千五百六十七年居罗玛都时，见月居日前，当中掩之而未全蔽，月边四围皆有日光。”(50)
    清朝末年，曾有多种纪年方式试图取代帝王年号纪年，如孔诞纪年、黄帝纪元多少年等等(51)。1912年孙中山先生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公元”开始流行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曾讨论纪年问题，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关于纪年的决议案，议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52)。沿用至今。
    公元纪年虽然来自基督纪年，但是由于计算错误，在16世纪晚期开始有所分别。基督纪年明显包含较多宗教色彩，不易为其他宗教群体所接受。公元纪年则是既立足于西欧宗教文化背景，又试图容纳世俗历史纪年材料，在1700年前后最终形成体系化的纪年系统，并随着西方扩张而播散到全世界，成为一种跨越文化差异的普世的纪年法。换言之，在17世纪，纪年法从以《圣经》为基础、以基督教教义为理论前提的经学附庸独立出来，成为历史学辅助学科之一，逐渐丧失其宗教功能，而转为标示历史事件的远近。“公元纪年法”就是适应这一转变而脱离了“基督纪年法”，也迫使“世界纪年法”从普世纪年法退缩为专门的《圣经》纪年法。
    中国采纳“公元”，主要也是从其普世性角度考虑的[20]。这不仅反映了共和国缔造者吸收外来文化的热情，也展示了他们广阔的胸襟。而将“公元”对应于“A.D.”，将“公元前”对应于“B.C.”，在当时也是合理的。但是，既然目前学术界强调了“基督纪年法”与“公元纪年法”的区别，我们也应该适时地加以改进，将“公元”对应于“C.E”，而将“公元前”对应于“B.C.E”。
    收稿日期：201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