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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著称的“唐宋变革说”，以唐末五代为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但中世、近世及过渡期的划分，并没有突破王朝断限，对过渡期的起讫也存在不同意见，焦点在于不同领域的变革并非同时起步，更非同时完成。这些都涉及唐宋历史发展的断裂与连续问题。唐代中叶是唐宋变革的起点，宋代是诸变革陆续完成乃至定型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中唐啖助新《春秋》学，大约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成为主流的经学范式，其后的发展则是在此基础上新的起步。宋代的唐代文化接受史，展示了唐宋变革的具体历程及新的动向。 关 键 词：文化接受 唐宋变革 过渡期 中唐 作者简介：牟发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变革与过渡 “唐宋变革说”之所以寿过期颐却仍充满学术活力，即在于她的独创性和开放性。①其开放性尤其表现在这一学术命题的内涵及外延，创立者(内藤湖南)及其完善发挥者(宫崎市定)虽有明确界说，但这些界说都只是框架性的，“描述性的”，“方案性的”，总体而言还停留在有待详密实证的假说层面，宫川尚志名之以“Naitō Hypothesis”(内藤假说)，是非常适切的。②唯其如此，也就为这一学说的继承发展或证伪立异，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出现了对这一学说的不同理解、发挥乃至批判、质疑。正像柳立言先生所指出的，在对这一学说的理解中，由于把“变革”与“转变”混为一谈，“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混为一谈，以致何谓“变革”，何谓“唐宋变革”，何谓“唐宋变革期”，都存在不同认识，应依据学说创立者的原意加以厘清。③但这些混淆，有的可能源于该学说本身。 众所周知，内藤氏“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亦即“文化史观”。他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移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移动，并据以进行历史分期。“上古”为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中世”为文化自外向内反馈性移动的时期，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扩展的“从后汉后半期到西晋”被界定为从上古到中世的“第一过渡期”，自外向内的反馈性移动即“来自外部的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的”的唐末五代，为从中世到近世的“第二过渡期”。④但内藤氏对“近世”本身的性质判定，却并没有贯彻上述文化移动标准。而且入宋以后，“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绝不能说已“达于顶点”，自太宗时发动的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相继失利，辽军频频南侵，宋东北边境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党项首领李继迁亦崛起反宋，西北边患未曾稍息。后经澶渊之盟，宋朝军民虽以高昂代价换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在辽、金征服王朝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北宋王朝最终在靖康之祸中覆亡，继起的南宋王朝被逐出中原，偏据东南，最后亦为蒙元征服王朝所攻灭。总之，在内藤氏界定的近世前期(宋元)，“来自外部的力量”并没有停下“反馈”内向的脚步。由于“内藤假说”对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唐末五代)的定性，与近世(宋代)本身的定性，标准不一，在逻辑上存在缺环，研究者对所谓唐宋变革的“过渡期”也有不同理解。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即认为唐宋间最“令人瞩目的转折”实发生于两宋之际，南宋初期的“重要转型”，塑造了“此后中国的形象”，其影响绵延至20世纪初。而宋朝“所遭遇的为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打击”，换言之，“来自外部的力量”，仍被视为两宋之际“质”的、“永久性”转变的重要契机。⑤按照刘说，则整个北宋便被归入到“过渡(转型)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将内藤氏基于文化发展、移动的历史分期观，延伸到对宋以后时代的把握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