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史学方面，欧阳修主撰的《新唐书》，所独撰的《新五代史》，相对于本于唐朝五代国史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并不在于史实的增益，而在于人物、事件及制度的价值评断，这些评断深刻地渗透着宋代新儒学的精神。清人沈德潜谓“旧(唐)书以完善胜，故司马光作《通鉴》往往取之；新(唐)书以识见胜，故朱子作纲目往往取之”，即充分说明了《新唐书》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欧阳修对《旧唐书》的改造性接受。(45)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一反《汉书》以来下至《旧唐书·五行志》的传统书法，仅“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对天人感应之说不无否定，显示出过人的眼光和勇气，故其子欧阳发所述《先公事迹》中称其父“平生所辨明十数事，皆前世人不以为非，未有说者”，其中即有“《(新唐书)五行志》不书事应，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46)朱熹《通鉴纲目》是南宋史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严格地说那是理学化或者说是“道学作用”下的史学成果，(47)是对北宋史学的创造性或曰改造性接受。 深受京都历史学派“内藤假说”影响的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安史之乱后中国开始了向“近代”的过渡，中唐“开始出现了巨大变化”，“在11世纪时产生了一个与6—7世纪完全不同的社会”。蒙文通先生认为，“有唐之古文以反六朝之俪体，而开宋之古文，有唐之新经学、新史学以反唐初《正义》、五史一派，而下开宋之经、史学”，“大历以还之新学虽枝叶扶疏，而实未能一扫唐之旧派而代之。……在庆历时代，然后朝野皆新学之流”。陈来说，“在文化的‘近世化’过程中，中唐到北宋前期学术之间看上去似乎超历史的联结十分引人注目”。“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翱提出的复兴儒家的基本口号与发展方向，确乎是北宋庆历时期思想运动的先导。而庆历时期思想运动又恰为道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48)以上三位先生都注意到中唐与北宋的历史连续性，以及这一段历史在北宋庆历年间的告一阶段性。这与我们从文化接受视角看到的唐宋变革的进程是一致的。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说，唐宋变革的起点和终点，是唐中叶和北宋中期，稍具体些，是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和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前者是一场大乱过后的相对稳定，后者是长期承平后的危机叠聚。起点到终点长达280余年，如果说是过渡期，则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不过中唐以降各方面的发展，不无起伏、曲折、跳跃、倒退，但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却并没有逆转。 已成过往的唐代学术文化是不变的，变的是作为唐代文化接受者的宋人；宋人对唐代文化的接受过程，反映了宋代文化前行的步伐和时代的要求。内藤湖南认为，“宋朝初期的文化基本延续了五代末年的文化”，宋初太祖、太宗、真宗时代“都有复兴唐代贵族文化的愿望”，直到仁宗以后，才背离“太宗、真宗的企图”，进入唐朝中期开始萌芽的新文化的“成熟期”。(49)就上述宋人的唐朝文化接受史而言，直到仁宗时代，都是前承中唐以来的文化动向，其后则别开生面，以超越汉唐远承三代为口号，建构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以理学为特色的独立、系统的“宋学”。(50)当然，在此建构过程中，仍伴随着对唐代文化乃至中唐以降开始萌芽的新文化的选择性接受、批判、改造乃至扬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