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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与创造 如果我们认为唐代中叶是唐宋变革的起点，宋代是不同领域的变革陆续完成乃至定型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那么，身处唐宋变革完成、定型时期的宋人，对自己的时代是否有一种自觉意识？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前此时代特别是与宋相邻的唐代的文化呢？拙撰《“唐宋变革论”三题》曾指出，宋初力图避免重蹈“五代”覆辙，不愿意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因而极力效法强盛的汉、唐，其内政外交、文治边防，乃至朝堂奏议、经筵进讲，无不以汉唐故事为典范。(24)及至宋仁宗时代，士林兴起了一个致君尧舜、回归三代的运动，当彼之际，对所处时代日益自觉、自信的宋代士大夫，怀着以超越汉唐为己任的昂扬使命感，对前代首先是唐代文化重新进行审视。拙文还围绕宋人对白居易《琵琶引》、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太平广记·释证三·延州妇人》等诗文的接受过程，指出宋人对唐代文化的重新解读，“是按照所处时代的价值尺度，并夹杂着自己的希望和想象”，“因而解读过程中不免出现误读、误解甚至改写，这实际上是对前代文化的一种改造性或曰创造性接受”。耶鲁大学历史系韩森教授曾质疑上述三例带有随机性、偶然性，或有以偏概全之嫌。(25)在韩教授的启发下，笔者在前文基础上对宋人的唐代文化接受过程作了进一步研究。我们知道，内藤湖南之创立唐宋变革说，正是基于文化史观，上述叶燮、陈寅恪、吕思勉诸氏所论中唐变革，亦以学术、文化为中心，因而考察宋代的唐代文化接受史，将有助于展示发轫于中唐的诸多变革之定型于宋代的具体历程。而文化接受主体对接受对象的理性阐释、能动改造乃至重新建构的过程，也可以从一个特定视角觇望中唐变革在宋代定型之后新的发展和动向。限于篇幅和作者的知识面，下文拟以中唐啖助新《春秋》学为中心，在前人基础上就宋人对唐代文化的接受及其所反映的唐宋变革信息，略作述论，以见其涯略。 唐代经学领域最为标新立异者，应首推啖助学派的新《春秋》学，其代表人物啖助、赵匡、陆淳，在唐代“皆为异儒”。(26)所谓“异”，即在于该学派一反汉唐以来的训诂义疏传统，开创义理阐发新风。(27)具体而言，一是以经义为主，不以传害经，亦不“屈经申传”，(28)而是直接从《春秋》经文去发掘被掩隐于传中的孔子理想，以服务时政。二是打破门户之见，从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为通学”。(29)三是勇于疑古，以己意解经，从“推理例”中“求事实”。(30)啖助新《春秋》学在当时即产生较大影响，一时出现多种会通三传的《春秋》研究著作，如冯伉《三传异同》，樊宗师《春秋集传》，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刘轲《三传指要》，陈岳《折衷春秋》等。(31)新《春秋》学突破专门之学、打破门户之见的研究方法，使《春秋》学更具开放性、普及性，不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极度专门化的绝学，柳宗元所撰陆淳墓表有云：“(陆先生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人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32)新《春秋》学之突破三传、直探经旨，还具有解放思想、革新研究风气之功，韩愈《寄卢仝》诗中的名句“《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人所熟知，不待详论。啖助新《春秋》学对中唐政治特别是对柳宗元等永贞革新集团的深刻影响，自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首为揭橥：“陆淳并非子厚一人之师，而实是八司马及同时辈流之所共事。”已引发不少研究成果，(33)这与该学派直面时政的学术品性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