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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助新《春秋》学之蔚为一股新的学术潮流，开花结果，还是在宋代。在汉宋学术转型中开风气之先的孙复，以稳健著称的《春秋》学者刘敞，最先受此学沾溉。四库馆臣所谓“盖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刘)敞始，(孙)复沿啖、赵之余波，几于尽废三传”；(34)皮锡瑞亦谓“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并列举孙复、孙觉、刘敞以下十余名学者；(35)堪称代表性评论。但欧阳修、宋祁所修《新唐书·儒林传》及“赞”中，则谓“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苏轼、常秩、晁公武等对啖助、孙复之《春秋》学，亦有非议。然而终宋之世，啖、孙、刘一脉传授不绝。北宋程颐“称其(啖陆之学)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南宋朱熹则谓“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春秋》学，“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得圣人意思”。(36)遂为定评。 夷考啖助新《春秋》学在宋代盛行的时间，当始于仁宗朝庆历年间。陆澄《春秋集传纂例》等三书最早的宋刻本，即为庆历八年(1048)朱临所刻。如欲追索宋儒“以己义解经”乃至“疑传改经”的新儒学风潮，势必溯源到中唐啖助新《春秋》学，而最重要的推手自应首举孙复。叶梦得曾批评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尤为肤浅”，“专废传从经。然不尽达经例，又不深于《礼》学，故其言多抵牾，有甚害于经者”。(37)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不仅仅是前承啖助学派的“废传从经”，更是固执己意的《春秋》注我——借托《春秋》经文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将之看做是隐含于《春秋》中的孔子的真意。孙复《春秋》学在啖助学派基础上的推进，激发了宋儒对《春秋》的独特阐释和重新提问，从而推促了《春秋》学在北宋的盛行。(38)在孙复逝世的仁宗嘉祐二年(1057)，程颐适参加在开封举行的乡试，考题中有要求阐明啖助新《春秋》学的策问，其中有云：“……自去圣既远，诸儒异论，圣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陆淳学于啖、赵，号为达者，其存书有《纂例》、《微旨》、《义统》，今之学者莫不观焉。若夫诸儒之所失，与陆氏之所得，学者必有所取舍也。试为条其大要，庶以质其是非。”从程颐对策中所谓“……独唐陆淳得啖先生、赵夫子而师之，讲求其学，积三十年，始大光莹，绝出于诸家外”，(39)以及对策中显示的程颐对啖助《春秋》学的熟稔几乎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可知啖助新《春秋》学在宋仁宗时代的广泛流行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它已成为应试学子的必修课程和必备教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