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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啖助新《春秋》学所提倡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并不限于《春秋》一经，在经学上实具有普遍的意义，甚至不妨说北宋的经学就是以《春秋》学为中心的。其风气所至，即如司马光所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王应麟认为这一风气形成于庆历年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40)属于“庆历新政”中坚人物的欧阳修，所受啖助新《春秋》学的影响，绎读所著《春秋论》、《正统论》乃至史著《新唐书》、《新五代史》，即可见知。他还是《诗经》学领域开一代风气者。所著《毛诗本义》认为《诗序》非子夏所作，指斥毛(亨)传、郑(玄)笺之失乃“文义不完而难通”，“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多违诗人本意。又谓《邶风·静女》、《齐风·东方之日》等诗，“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以此求《诗》，则本义得矣”。王应麟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41)及至南宋，对《诗序》的批驳更见严厉，中经郑樵《诗辨妄》专攻毛、郑之失，到宋学发展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遂进一步以义理解《诗》，以至废弃《诗序》，以“诗”说“诗”，直指本义，提出新解。他明确指出《诗经》中有一部分为“淫奔之诗”，约30篇含有这样的内容，(42)从而使它们得以还爱情诗本来面目。作为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己意增补《大学》“格物致知”章；删减《孝经》，将其分为经1章，传14章，从而改变《孝经》原有结构及章目次序，都是经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件。 综据上述，可以说，中唐啖、赵、陆所开创的新《春秋》学，大约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已蔚成风尚，发展成熟，或者说定型为公认的经学范式。仁宗以降，“不难于议经、何况传注”的风气更加发扬，从舍传疑经、疑传改经，到增传删经。这应该是中唐北宋新经学基础上的新变化。 在文学方面，从中唐到北宋的发展，逻辑上是一贯的。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如实地描述了北宋文学发展的轨迹。(43)欧阳修青少年时，是“杨(亿)刘(筠)之作号为时文”的时代，“脱略颠倒无次第”的《昌黎先生文集》尚被冷落在“壁间”的“敝筐”里。年轻的欧阳修虽对韩文崇拜欣赏之至，但忙于应试入仕，格于干禄养亲，却无暇顾及。进士及第后，才“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这时候“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方“行于世”。至仁宗后期，则已然“学者非韩不学”了。也是在北宋中期，杜甫作为唐诗第一人的地位业已稳固地确立。论者指出，中唐至北宋的诗歌变迁史，“以元和诗人群体推崇杜甫为开端，以唐末五代宋初各派酷嗜白居易、贾岛、李商隐为延续，以天圣欧梅诸人尊奉韩愈为突破，以元佑诸公师法杜甫为高潮”。(44)据之，中唐文学在北宋的接受史，差可与上述中唐经学在北宋的接受史相仿佛。两宋之际，宋代文坛终于推出了本朝的典范苏、黄，并且已在前代文学中重新物色了新的接受对象陶渊明，它标志着宋代文化新的起步，这是发展中的中唐文学在北宋中期到达驿站后的起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