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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牟发松：《“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②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页。 ③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④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中国上古史》，夏应元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⑤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序言”、“导言”。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美国学者史乐民、万志英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一书，亦强调两宋之际的变迁，以南宋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从而与以北宋为近世起点的“唐宋变革论”相区别，“宋元明变迁论”也可视为以两宋之交作为唐宋变革期的终点。详见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兼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⑥内藤氏的文化发展、移动观，除了地域上自内(华夏族居住的中原地区)向外(外部种族居住的边陲地区)、由外向内的空间移动外，还包括文化在社会阶层间自上而下的转移。但就其中国历史分期论而言，从上古至第二过渡期的历史分期，显然是根据文化发展、移动来划分的。关于“近世的内涵”的规定，诸如人民地位、官吏录用、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变化，都涉及文化在阶层间的移动，对于近世时期文化在地域上的移动，则未正面涉及。但内藤氏1909年为讲授“支那近世史”而撰写的备课笔记中曾谈到“与邻国的关系”、“国民自觉意识的唤起”，指出宋朝从以往汉族的大一统“天下”国家沦落为与辽、金、元等夷狄国家对峙、对等甚至相对为弱的“一国”后，出现了以“正统论”为标识的国民自觉意识(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卷末湖南哲嗣内藤乾吉氏所撰《后记》，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版，第523－531页。)，但在以后公开出版的讨论中国历史分期的论著中，却未曾涉及。后来宫崎市定阐发其师“唐宋变革说”的名作《东洋的近世》中，专辟有一节，对“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论证中国近世国民的自觉在与周边民族的对立中勃兴，并涉及文化、民族的地域移动问题，这是对“内藤假说”的系统发挥和重要补充。宫崎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2－216页。 ⑦《中国史通论(上)·中国近世史》第1章“近世史的意义”，第323－334页。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上揭《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 ⑧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序说”及第1编“开元末、天宝初之际作为一个时代转变期的考证”。东京：创文社，1974年版，第1－196页。 ⑨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中国近世史》，第323页。 ⑩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