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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内藤氏基于文化发展、移动的历史分期观实际上只贯彻到中世、近世之间的“第二过渡期”(唐末五代)，⑥至于“近世的内涵”，或者说“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内藤氏原本有系统论说，即“唐宋变革说”，内藤乾吉氏表述为“中国近世开始于宋代说”。此说要点已为众所熟知：(1)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2)君主地位的变迁；(3)君主权力的确立；(4)人民地位的变化；(5)官吏录用法的变化；(6)朋党性质的变化；(7)经济上的变化；(8)文化性质上的变化。⑦然而上述诸变革的起点既不一致，终点更不一致，变革速率也是疾徐不齐。如第1条中“贵族政治”的衰微，第4条中，标志着“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的租庸调制的崩坏、两税制的施行，第8条中作为文化性质发生显著变化的新《春秋》学的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内藤氏皆明确指出其出现于“唐代中叶”。第2、3、6诸条，第1条中君主独裁政治的形成，第7条中作为经济变化标志的货币的大量使用，第8条中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变化，大抵都要入宋以后才表现明显。第5条选举方面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建立，实发轫于隋，“隋唐的科举依然是贵族(性质)的”，其“完全脱离掉贵族政治的框架”，则有待于宋。总之，内藤氏以“唐末五代”作为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认为过渡始于唐末，“至宋代而止”，只能是就总体而言。在以上诸变革中，如果研究者关注、强调的方面不同，对变化程度轻重的把握不同，对“过渡期”的理解也自然就不同。 内藤氏的学生那波利贞氏，即在其师唐宋变革说的基础上，就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那波氏称为“转变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意见。他认为两个大的时代之间的转变期，因其转变程度之轻重、转变期之长短而有如下数种情形：其转变程度轻者，所区分的前后两个时代短，各自不过几十年而已；其转变程度重者，所区分的前后时代长，各自长达数百年之久；就转变期本身的长短而言，其短者不过数年间而已，其长者或绵亘百年以上。他认为唐玄宗朝开元二十六七年(738、739)至天宝二三载(743、744)之际六七年间，为一转变期最短、转变程度却最重的转变期，当此之际，出现了中国中世时代向中国近世时代的推移，非徒唐朝内部前后期的转变而已，因而是最具时代区分意义和永久价值的转变期。那波氏用175页的篇幅，先从政治史方面、社会史方面论述唐代开元末期以前和天宝初期以后的时代差异，继而列举绘画、书法·文字、儒学·文学、玄宗的性格好尚和以人生观为中心的世风人情等5个方面12项实例，论证了此间文化领域内从贵族倾向到庶民倾向，从保守传统倾向到创辟翻新倾向，从庄重典雅倾向到轻躁卑俗倾向的急遽转变。最后指出，广义上的具有中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在开元二十六七年间逐渐地消歇灭绝，广义上的具有近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在天宝二、三载间逐渐地萌生兆现。这些新倾向在中唐、晚唐、五代爆发出惊人的生长力，蓬勃发展，致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及至宋世，时代风貌相对于唐乃焕然一新。⑧上述可见，在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上，那波氏与其师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内藤氏所论唐宋间若干重要变革虽然有的出现在唐中叶，但他确定的“过渡期”却是“唐末五代”，即始于唐末下讫宋初。“唐末”若准以唐诗分期中的“晚唐”，即文宗朝以降，则过渡期长达130余年，且“中唐”约70年尚不包括在内。那波氏的转变期却只有开元天宝之际六、七年间，转变期之后即被视为“进入近世时代”，尽管自中唐下迄宋初“具有近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还在继续发展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