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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是何也？……迨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氏出，一人独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体、之用，分条共贯，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14)叶氏以“中唐”为文运、诗运的“古今百代之中”，亦即中国文学史上划分前期后期的“关键”所在，上述那波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实与之同调，唯那波氏、陈氏所论涉及面更为宏阔而已。陈先生并世学人中，持这种观点的颇有其人。如吕思勉先生，论“隋唐五代学术”时称：“吾尝言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今观于其文学而益信也。”又称：“我尝说：唐中叶后，实为中国文化转变之机，至北宋为成熟。”他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将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五期，以唐中叶为近古开端(下讫南宋)；1934年出版的《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期，唐中叶仍为近世开端(但下讫明朝)。1952年吕氏有三篇文稿涉及拟编的中国通史的分期，自称其分期标准乃“依社会发展之情势”，其分期均为三大期，唐中叶或为第三大期之开端(下至鸦片战争前)，或为第二大期(“自后汉至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的第二小期(“自唐中叶以后至清室盛时”)之开端。(15)总之，在吕先生的各种历史分期中，唐中叶以后与宋代都属于同一时期，二者没有断裂。又如柳诒征先生，论“唐宋间社会之变迁”，谓“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16)又如钱穆先生，亦谓“科举制既兴”，“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甚至“逆溯中国当前病像，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17)实以中唐为古今以来一大转捩点。 唐史专家唐长孺先生曾在其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讨论以“南朝化倾向”为特征的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变化，指出这些变化都发生于唐代中叶，这些变化不仅上与东晋南朝相衔接，而且下开宋代历史发展新局。(18)正是在前人基础上，汉唐社会经济史专家张泽咸先生著文指出：“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代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阶级关系、统治阶层、赋役制度、职官制度、科举制度诸方面，“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19)宋史经济史专家漆侠先生亦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从土地国有转有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改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经济关系的变化还招致思想文化领域新的思想、新的学风的出现。(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