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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秦乞伏氏与南凉秃发氏 乞伏氏与秃发氏进入华夏文化圈的时间比较晚，在建立政权之后，也仅仅占据着原华夏帝国中较为边缘的地带。乞伏氏将本族的族源追溯至乞伏可汗讬铎莫何，传说他是大如陵阜的巨虫所化，也就意味着自他以上的世系已不可知亦无须追溯，即他被看作是乞伏部的始祖。这位乞伏可汗不过是活动于西晋泰始年间的人物。秃发氏所追溯的先世谱系中，确切可考的英雄人物是树机能，而树机能之祖父寿阗，即被看作是因寤生而获得“秃发”姓氏的人物，即本部族的得名始于此时。寿阗之父匹孤，便是本族记忆中第一位姓名可知的人物。树机能是泰始年间陇西的风云人物，上推至寿阗，应该活动于汉魏之际。乞伏部族记忆中的始祖乞伏可汗讬铎莫何出生于从大漠南迁的路上，其后的祖谱跳跃至“韦占邻”，他“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稍盛”(第3113页)。此句中“夏缘”二字，若为地名则史籍中仅此一见，无法考证其方位。故有学者将缘字下属，仅以夏为地名，并以赫连勃勃建夏及北魏夏州为据指此为河套以南之地。(26)此说难以成立，首先“缘部众稍盛”文辞不通，其次用后代出现的地名来解释之前的事件也不妥当。林幹认为夏缘不是确切的地名，而是“接近中原的边缘地区”(27)。这一思路更有道理，但与其说接近中原，不如说这里的夏就指代华夏帝国，也就是指他们从塞外进入华夏的边缘地带了，这一地区很可能就是河套以南。祐邻代表的是乞伏部对“入塞”的记忆。而秃发部始祖匹孤也是“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的人物。总而言之，后来的乞伏与秃发两部族的历史记忆，都将起点设定于迁入华夏边缘地区的时段，其始祖则被设定为率领迁徙的人物。这种对塞外历史的“结构性失忆”，是华夏化以后的历史想象，其中对入塞时间的记忆，反映了两部进入华夏地域时间较短的事实。(28) 乞伏与秃发二部，不仅接触华夏文化的时间和机会有限，而且有史料表明秃发部仍保持着游牧的社会和军事组织。秃发利鹿孤的将领鍮勿崘曾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因此建议放弃城居。他们在战争中热衷于掳掠牛羊和人口(即“徙民”)，也体现了游牧社会的战争习惯。乞伏部的情况与秃发不会相差太远。史料中所见的两国人物，除了占领州郡之后吸纳的华夏人物，基本都没有华夏式姓名，其国君姓名皆为音译无疑。《魏书》与《晋书》中的乞伏炽磐及其子慕末，在《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中被称为“乞佛炽槃”、“茂蔓”(29)。聂溦萌注意到《宋书》此传以沮渠北凉为中心撰述淝水之战后西北地区各政权的历史，而北凉沮渠茂虔曾献书刘宋，由此推测《大沮渠蒙逊传》就是以茂虔献书中的北凉国史《凉书》为基础写成的。(30)其说可从。如此则“乞佛”、“茂蔓”等为北凉一方的译写。音译常无定字，也说明通行于西北的不是他们的华夏式姓名，而是某种胡语的发音，只有到要写成文字时才取汉字来对音。更为复杂的是“秃发”，秃发与拓跋乃同音异写，自钱大昕以来学者已无异议。《隋书·经籍志》有《讬跋凉录》十卷(第963页)，《旧唐书·经籍志》作《拓跋凉录》(第1993页)，被认为是南凉国史。因而南凉官方认定的译名不是“秃发”而是“讬跋”。姚薇元认为“秃发”乃魏收所改，(31)罗新更将其推前到孝文帝时代，指出其后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已尽写作“秃发”。(32)事实上，在《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中已经出现了“西平虏秃发傉檀”的名字，目前没有发现版本异文，如上所论这可能是沮渠北凉国史中的贬义译写，因而崔鸿所为或许只是借用了《凉书》中已有的做法。总之，秃发南凉与乞伏西秦一样，姓名的译写在当时尚不固定。这一点也说明了他们接触华夏文化不深。正是因为这样显著的事实，《载记》中对乞伏和秃发君主的直接描述从未涉及其“文学”，仅仅是“雄武”(乞伏乾归)、“骁勇善骑射”(乞伏可汗讬铎莫何)、“勇果英毅”(乞伏炽磐)、“壮果”(树机能)等体现武勇的字句，最多加上“权略过人”(乞伏炽磐)、“有才略”(秃发傉檀)等，然谋略与“文学”仍然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源自本国史臣之手的描述再次表明，西秦与南凉的君主在华夏式文化素养上，的确乏善可陈。赵翼当然洞见及此，故而列举“有文学”诸君主时没有提及西秦和南凉。 然而，读过《晋书》中乞伏、秃发诸国君《载记》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西秦、南凉两国的君臣谈吐儒雅，甚至动辄引经据典，不让苻姚而远过二石。如乞伏益州战败，乾归引咎自责，史言： 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第3118页) “孤违蹇叔”是出自《左传》的典故。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劝阻派遣军队远袭郑国，不克，更在归途遭到晋军的伏击，致使三帅被俘。三人被释放回秦国时，秦穆公“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33)此处乾归派遣乞伏益州出征姜乳，也受到边芮、王松寿等大臣的谏阻，但他执意而为，终于导致益州战败的后果，这一事件的确与崤之战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只是乞伏乾归脱口而出《左传》中的典故，而且用得如此恰当，岂非甚有文学的明证?在另一个场合，乾归对诸将说“昔曹孟德败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岂在众乎。光虽举全州之军，而无经远之算，不足惮也”(第3119页)。又显示出对汉末三国历史的熟悉。 再举南凉秃发傉檀的例子。当为质于秃发政权的乞伏炽磐逃归被执回时，秃发傉檀阻止利鹿孤杀炽磐，说道：“臣子逃归君父，振古通义，故魏武善关羽之奔，秦昭恕顷襄之逝。炽磐虽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第3148页)这里也是脱口而出两个典故，“魏武善关羽之奔”见于《三国志·关羽传》，广为人知，但“秦昭恕顷襄之逝”则大有问题。据《史记》，楚怀王被秦国扣留，太子自齐国归而立为顷襄王，并非逃归。而楚怀王欲自秦国逃归，中途被追回，这与炽磐被执颇为相似，但怀王不久即死于秦，故无“恕”事可言。其后楚顷襄王之太子完又为质于秦，顷襄王病，太子在黄歇(春申君)的谋划下成功逃归楚国，后即位为考烈王。秦昭王始欲杀黄歇，在其相应侯建议下最终无罪而归之，这符合“秦昭”、“恕”、“逝”三个要素，但逃亡的人是楚太子完而非顷襄王。(34)或许因为这里面涉及数次与秦、楚有关的逃亡事件，读者久之不免记忆淆乱。用来关联乞伏炽磐的被执和被宽恕的“秦昭恕顷襄之逝”，糅合了楚怀王的逃亡被执、顷襄王的成功归国、楚太子完的“逝”以及秦昭王对此事件的“恕”等复杂的元素。作为一个用典修辞，它无疑是错误的，因为“秦昭恕顷襄之逝”从来不曾发生过。但想要犯这样的错误，至少需要知道与秦楚两国有关的这三次逃亡——尽管记忆有些混乱。这一错误本身反而显示了说话人对战国历史的丰富知识，《载记》中此人竟是戎马一生的秃发傉檀，不得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 傉檀曾在与姚兴凉州主簿宗敞的对话中引用“《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来表达对其父宗燮的怀念，之后又说“卿鲁子敬之俦，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第3148页)这里不仅提到鲁肃，且“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亦绝类陈寿笔下刘备对田豫所说的“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35)。面责其湟河太守文支时，傉檀说“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统，不能负荷大业，颠狈如是，胡颜视世，虽存若陨。庶凭子鲜存卫，藉文种复吴，卿之谓也”(第3155页)。又是一连用了两个春秋时的典故。傉檀对春秋战国和汉末三国史事的谙熟，又可通过他与姚兴史臣的会面得到印证： 傉檀与宗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拔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第3151页) 所谓“六国”“三家”之事，正好可以概括上面傉檀引经据典的范围。春秋战国与汉末三国是华夏历史上群雄逐鹿的时期，与十六国所处的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五胡诸君主如果想要了解华夏的历史，或“以史为鉴”，则这两个时代的历史最有实用价值。他们可能的确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修史者如果想要用历史典故来比附当下，也自然会首选六国、三家时的人与事。 以上详细分析了赵翼没有言及的后赵、后凉、西秦、南凉四国君主是否有文学的问题。其结果是矛盾的：一方面，有诸多史料支持赵翼的常识性判断，即这些君主的华夏文化素养不高；另一方面，在史料记载的对话、诏令中，他们又常常口出雅言，动引经史，显示出对华夏经史典籍的熟悉，给人留下“有文学”的印象。熟知史书形成过程的赵翼当然不会轻易将史料当成史实，故而对《载记》塑造的十六国君主形象，采取了怀疑与甄别的态度。他在这对矛盾的史相中选择了相信前者，后面那些文雅之辞或被归为史臣重重润色的结果。从上述分析来看，尤其是乞伏、秃发诸君主，其儒雅程度很显然被严重夸大了，而且其润饰的手法都十分接近。赵翼的判断是合理的。那么是谁在润色这些君主的儒雅形象呢? 前面第一节中已经论述了十六国各政权撰述国史的情况，可惜这总计达数十种的“霸史”皆已无完书流传。清人汤球曾辑18种“霸史”佚文为《三十国春秋辑本》。(36)最近日本又有《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一书出版，(37)这是日本五胡研究会众学者历时19年集体工作的成果，收集佚文1940条，搜罗得十分细致，可以认为霸史佚文的辑录已基本完成。霸史佚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十六国国史的原貌，也确认了《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与十六国国史的因袭关系。自撰的“国史”是集中体现一个政权塑造自身形象的文本，十六国“霸史”所具有的国史性质，也保留到了《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之中。在十六国国史零碎不全的情况下，《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成为我们探讨十六国政权历史书写的最主要材料。特别是其中具有溢美性质的言辞，与其说出于唐代史官或者北魏崔鸿之手，毋宁说是十六国政权的史官苦心润色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暂时放下五胡诸君主是否有文学以及赵翼的真伪鉴定是否正确的问题，转而将秃发、乞伏等君主的“文学素养”看作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姑且不管它是否与“史实”相符，至少它代表了史书撰写者的意图。而如第一部分所述，这些史书的撰写者往往是仕宦于该政权的官僚，有些史书还是在君主命令之下写作的，这种历史书写意图也应是统治者所认可的，甚至就是他们意志的体现。进而，赵翼所列举的刘渊、苻坚、姚泓等人固然拥有真正的华夏文化修养，但是他们的文化修养以及尊儒兴学的行动被特意强调，也是给我们留下“有文学”印象的重要因素。尽管与“史实”的相符度可能较高，它仍然是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