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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例子 十六国史书暗中运用旧史的模式化叙事以塑造人物或政权形象的例子还有很多。最后再举三证。《刘曜载记》言： (曜)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第2683页) 作为匈奴贵族的刘曜，轻侮与自比的对象都是华夏历史上人物，而不是冒顿、呼韩邪之类的匈奴英雄，这是值得注意的。汉赵贵族以两汉的名臣自比，亦见于刘宣，史言其“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第2653页)。更重要的是，在叙事的句式和文字上，这一段非常明显地仿拟了《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96) 刘曜身在魏晋时期，大约是知道诸葛亮的事迹的，不排除他在行为上有模仿的可能。但史书的叙事仍成于史臣之手，是他们选择了使用《三国志》中的句式。 第二个例子来自南燕的史料，但说话人是后秦的姚兴。南燕使臣韩范是姚兴的布衣旧交，在两人一番引经据典的外交辞令大战之后，姚兴败下阵来，说了一句： 吾久不见贾生，自谓过之，今不及矣。(第3179页) 这是一句明显的用典，原句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97)(第2502页) 姚兴的话既然出自《慕容超载记》，当是本于南燕使臣韩范的记录而来。韩范在借贾谊的典故夸耀自己，同时也不觉让姚兴当了一回汉文帝。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秃发南凉。秃发政权的三位君主为兄终弟及，这在草原游牧政权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为了在史籍中维持华夏政权的形象，需要在华夏认可的历史中找到依据。《秃发利鹿孤载记》中借助使臣梁明与段业的对话，为本政权的继承制度做出解释： 使记室监麴梁明聘于段业。业曰：“贵主先王创业启运，功高先世，宜为国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业曰：“昔成王弱龄，周召作宰；汉昭八岁，金霍夹辅。虽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美之。孙伯符委事仲谋，终开有吴之业。且兄终弟及，殷汤之制也，亦圣人之格言，万代之通式，何必胤己为是，绍兄为非。”业曰：“美哉!使乎之义也。”(第3144页) 面对段业以华夏的父死子继传统相诘问，梁明找出传位于弟的宋宣公、孙策为据，又以殷汤之制为言，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秃发氏君主只进行了一次兄弟相传，所以可以援引宋宣公、孙策的成例。等到秃发傉檀再次以弟继兄，上面的两个典故就不再适合了。于是，《傉檀载记》言： 傉檀少机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谓诸子曰：“傉檀明识干艺，非汝等辈也。”是以诸兄不以授子，欲传之于傉檀。(第3147-3148页) 这样的叙事很容易让人想起春秋时吴国季札和他兄长们的故事。《史记》载：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王余眜卒，欲以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98) 除了季札逃去的结果与傉檀即位不同，之前的情节非常相似。都是父亲赏识幼子，于是兄长们故意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兄弟依次相传，目的是为了最小的弟弟能继承王位。王明珂认为季札让国的故事，是对太伯奔吴传说的有意重演，用这种方式宣称吴国的确是太伯的后裔。(99)季札是否有意重演太伯故事，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秃发傉檀兄弟相传的行为一定不是在模仿时空上都很遥远的吴国，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是掌握华夏历史知识的史臣精心选择的。事实上，匈奴在汉宣帝时代的呼韩邪单于以下，单于位相继在其子之间传递，兄终弟及，共传了六任，持续近80年。(100)此事载于《汉书》，必为修史者所熟悉。南凉的使者与史臣舍近求远，无论在外交辞令还是国史撰写中，都有意不提背景与时间都较接近的西汉后期匈奴的兄终弟及，而远追至春秋甚至殷商的华夏传统，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如上所举的模式化叙事，其要义在于通过复制华夏史书已有的叙事，让人在读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时，自然联想到秦汉魏晋的类似事件。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当作秦汉魏晋华夏帝国历史的自然延续。第三部分中的帝王神异，同样是有选择地模仿华夏历史上帝王的神异，因此它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模式化叙事。以此反观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六国君主是否“有文学”的问题，即可明了君主的“有文学”、“尚儒学”如同“有神异”一样，主要也是史学文本上使用模式化叙事的结果，其实质是利用专属华夏帝王的符号，来塑造十六国君主作为华夏帝王的“史相”。一方面，用这些史料直接得出十六国君主华夏文化修养深厚，不免低估了史料文本与史实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些不断模仿、复制的文本得以产生，正透露出十六国政权的政治文化并未远离华夏帝国的传统。这些文本与政治文化氛围一起，塑造着君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最终将史书文本中的“历史”变成历史，让十六国北朝重回华夏帝国的轨道。 附记：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细致的意见，本文据此进行了修改。另外本文草稿曾在首都师范大学史学沙龙进行讨论，与会的游自勇、顾江龙、江湄、张袆、孙正军、陈侃理、田天等先生曾为本文提出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