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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与物种移民：近现代生态疆界变迁的人为原因 19世纪工业化以后，殖民主义在全球大肆扩张，中国迅速被拖入殖民化浪潮中，自然的生态边疆一再在科技的支持下被人为打破，生态边疆的分界方式逐渐发生转型。社会制度、思想意识、国家政策、信息、交通通讯等均成为生态边疆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在科技、制度及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异域物种引进及入侵最为典型。 各地不同类型的生物之间、生物与其他诸如阳光、温度、水分、土壤、矿物质等自然环境因素之间，是一个个相互依存、制约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无数个独具区域特点且平衡、持续发展着的生态系统，各系统间组合成不同的生态界域。一旦发生异域物种引进或生物入侵，生态链必然会受到冲击而断裂，本土生态系统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生态界域及生态边疆线随之被破坏。异域物种的引进历朝历代都在进行，但大规模引进农作物、经济作物而导致生物批量移民、促使生物界域及生态边疆线发生变迁，则是明清时期。此期，玉米、马铃薯、番薯、西红柿、烟草等作物相继从美洲移民到中国南方地区并逐渐成为本土物种，因粮食需求及经济利益的驱动，种植面积及范围日趋扩大，很快在种植区以人为的力量强行在自然界分隔出新的物种区及其生态界线，引发的巨大生态变迁打破了生物的天然疆界线。但此期异域物种的引进还是以物种对自然的依赖及适应规律为基础，只在小范围的生态界域内发生，生态边疆的改变还遵循着自然的原则，即在自然及人力组合改变生态边疆的过程中，自然的因素依然占据优势，故早期的物种迁移对生态界域及其边疆线的改变极小、极缓慢。 近代化以后，借助制度、政策、科技、经济需求等方面的力量，进行了大量的物种异地引进，经济作物及动物不加节制地大量引进，引发的物种入侵现象逐渐加剧，对本土生态系统的冲击及破坏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本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迅速被改变，生态平衡被打破、生态界域被破坏，原有的生态边疆线迅速被破坏，产生了新的生态边疆线，即在自然生态边疆中出现了极不和谐的人为生态边疆线。20世纪上半叶，在战争改变生态边疆的同时，民国中央政府乃至各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从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立场出发，先后引进了橡胶、咖啡、可可、桉树等热带物种到南部边疆省区，以人为的力量改变了这些区域生物的种类及其分布状况，也改变了生态系统的分界线，促使中国生态分界动因发生了巨大转型，即在科技及制度的支持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生态边疆的分界标准从以自然因素为主向人为干预力量日渐加强的方向转变。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现代科技的推广运用，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及影响下，生态边疆的自然分界动因及功能进一步弱化，很多北方的植被及动物翻山越岭，移民落户到了更容易生存、繁殖的南方亚热带热带地区，或从境外跨越海洋、飞越冰川雪域，移民到境内，在移民区逐渐占据生态位，强力分割出了新生物与原有生物的边疆界限。更多的桉树、橡胶、咖啡、可可等热带、亚热带栽培的物种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推广种植，南方大部分省区的生态界域发生了人为力量主导的第一次巨变，生态边疆线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迁。但此时的移民物种还受制于海拔、热量、土壤等因素的制约，种植区扩大缓慢，相比于后来，此时的变化还不是十分巨大。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林科技尤其是栽培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植被砍伐及生态破坏加快，物种减少及消失的速度、生态边疆线变迁速率也随之加快。很多异域物种借助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契机，在新兴科技的支持下扩大种植面积，如橡胶种植的海拔高度从800米逐渐往上延伸到900米、1 000米、1 100米甚至到1 200米，更深刻地打破了移入地的物种分界线，亚热带、热带的物种分布疆界逐渐模糊、混乱。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日渐深入，忽视生态导致环境危机的制度、经济、思想意识等因素长期存在，交通、通讯及其他科技力量逐渐成为生态破坏的帮凶，出于经济、景观、植被恢复等目的的物种引进量大大增加。日新月异的农牧业培育科技在生物移民中的广泛应用，使很多异域植物、动物借助人为力量的帮助，有意识地从美洲、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区引入中国，很多物种到达新的生境后不断繁衍扩散，迅速成为入侵生物，对移居区的生物及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海洋、山脉、河流和沙漠等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天然隔离屏障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瞬间失去了其对传统生物边疆的分隔作用，自然的生态疆界受到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冲击，因科技及人为力量的介入及干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态边疆界线的影响因素及变迁方式再次发生了巨大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