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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关于刘歆媚莽助篡伪造《周官》之说。 钱穆认为，刘歆在争立古文经时，王莽已去职，绝无篡汉之象，何来伪造经书以助莽篡汉。说刘欲伪造群经献媚王莽，主要是指《周官》。康有为称刘歆伪经，首于《周礼》，以佐莽篡。然《周官》乃晚出之书，方争立诸经时，《周官》不在其内。媚莽助篡，符命为首。而符命源自灾异，善言灾异者，皆今文学家，如京房、翼奉、谷永、李寻之徒。又，周公居摄称王，本诸《尚书》，亦为今文家说。刘歆既不造符命，也不言灾异，又不说今文《尚书》，何益于篡位改制。《周官》乃是王莽得志后据以改制立政，不可以说是刘歆媚莽改造《周官》助篡。王莽据《周官》改制的内容，如井田、分州及爵位等级等早见于以前之古籍。井田见于《孟子》，分州见于《尚书》，爵位之等详于《王制》《公羊》。其他如郊祀天地，改易钱币之类，莽朝改制，元成哀平以下，多已有言之者，此皆有所本，刘歆何必再伪造此书“以启天下之疑”。再者，说刘歆伪造《周官》献媚王莽，照理说王莽代汉后，应尊古文，抑今文。事实上，王莽当政后，今古兼采，当朝六经祭酒，讲学大夫多出于今文诸儒，这又如何理解？ 其四，关于刘歆伪造《左传》诸经。 说刘歆在伪造《周礼》以前，已先伪造了《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说刘歆伪造《周官》乃是为了媚莽助篡，那么他伪造《左传》诸经的目的又是什么？钱穆认为，《左传》传授远在刘歆之前，歆父刘向及其他诸儒，奏记述造，“引《左氏》者多矣”。西汉的眭孟、路温舒、张敞、翟方进、梅福、尹成、何武、王舜、龚胜、杜邺、张竦、扬雄等人皆引过《左传》，像严彭祖、翼奉、京房、谷永那样的今文学大家也兼治《左传》。西汉师丹、公孙禄，东汉范升，谏立《左传》诸经尤力，“并不为今古分家，又不言古文出歆伪”。[1]5甚至师丹在上汉哀帝的奏文中还引用《左传》僖公九年“天威不违颜咫尺”之语。②钱穆据《华阳国志》卷十引《春秋穀梁传叙》云：“成帝时，议立三传，博士巴郡胥君安，独驳《左传》不祖圣人”。认为反对者仅谓“‘《左氏》不祖圣人’，并未谓古无其书，由歆伪撰也。”[1]81-82 钱穆在《年谱》中还引用汉书《张敞传》《儒林传》等材料具体论证了《春秋左氏传》在西汉修习流传的情况。《汉书·张敞传》云敞上封事曰：“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大夫赵衰有功于晋，大夫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官邑，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张敞传》又云：“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钱氏引《汉书·儒林传》解释道：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季友、赵衰、田完受封事，《公》《穀》皆不著，敞治《春秋》，及见《左氏》审矣。敞又名能识古文字，《左氏》多古字，与其学合。讥世卿乃《公羊》义，敞引为说，当时通学本不分今古也。[1]14 张敞借用季友、赵衰、田完受封事，劝汉宣帝应抑制霍氏的势力，否则不免会再现“世卿”之祸。接着钱穆引用《儒林传》说张苍、贾谊、张敞三人“皆修《春秋左氏传》”。然后说季友、赵衰、田完受封事的记载仅见于《左传》，不见于《公羊》《谷穀》。张敞用此三人的事迹劝说宣帝，说明他读过《左传》，《儒林传》说张敞“修《春秋左氏传》”是正确的。张敞上封事在宣帝地节3年(公元前67年)，此时刘向年12，刘歆尚未出生，刘歆何以能假造他尚未出生时张敞就读过的《春秋左氏传》？且在张敞之前，汉初的张苍、文帝时的贾谊就研修过此书，此二人比刘歆出生要早100多年，刘歆又如何假造出他们修习过的《春秋左氏传》？[2] 钱穆又举翟方进修习《左传》的例子： 按：《翟方进传》：淳于长阴事发，下狱，方进奏劾红阳侯王立，并及其党友，奏中有云：“昔季孙行父有言曰：‘见有善于君者，爱之若孝子之养父母也。见不善者，诛之若鹰鹯之逐鸟爵也。’师古曰：‘事见《左氏传》。’《补注》，周寿昌曰：‘案西汉文中无引《左氏》者，独方进奏中引此数句，缘方进好为《左氏》学。《韦贤传》中始见刘歆等引《左氏传》，此尚在前也。’今按：路温舒、张敞等引《左氏》尤在前，而方进之传《左氏》，则有明证矣。必如康说，《汉书》全成歆手，则此亦歆所伪造以欺后世耶？[1]61-62 可见，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请立《左氏春秋》于学官之前，西汉公卿、学者在奏议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左传》中的文句或史事不乏其例，说明在此之前《左传》早已在民间和学者中间流布传习，根本无需等到刘歆居中秘时再来伪造。 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隐公元年《左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3]9康氏《伪经考》据此认为：“莽文居摄名义亦由歆。即此一言(《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歆之伪作《左氏春秋》书法，以证成莽篡，彰彰明矣。”[4]142钱穆反驳道：“按：《礼记文王世子》：‘周公摄政践阼而治’，《说苑尊贤》：‘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居摄之名，何必始于歆？歆请立《左氏》，尚在哀帝建平元年，岂预知十年后莽有居摄之局而先伪经文以为之地？”[1]125显然，康氏之说无据。 王莽代汉之际，硕学通儒都颂德勤勉，校书者也非刘歆一人，即便是有人伪造经书，也不必说伪经者必是刘歆。所以钱穆认为，既不存在刘歆在短短数月间伪造群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无伪造群经媚莽助篡之说，这些纯属康有为出于“托古改制”的政治目的而有意编造出来的。他在《年谱·自序》中说：“余读康氏书，深疾其柢牾，欲为疏通证明，因先编《刘向歆父子年谱》，著其实事。实事既列，虚说自消。元、成、哀、平、新莽之际，学术风尚之趋变，政治法度之因革，其迹可以观。凡近世经生纷纷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遍疑史实，皆可以返。循是而上溯之晚周先秦，知今古分家之不实，十四博士之无根，六籍之不尽传于孔门而多残于秦火，庶乎可以脱经学之樊笼，发古人之真态矣。”[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