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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以来，今文学派垄断学坛，刘歆伪造群经，几成定论。相信康、崔今文家说的顾颉刚当年就言道：“说是社会上不知道吧，《新学伪经考》已刻了七次版子，《考信录》也有五种版子，《史记探源》也有两种版子，其铅印的一种已三版：这种书实在是很普及的了；《伪经考》且因焚禁三次之故而使人更注意了。说是他们的学说不足信吧，却也没有人起来作大规模的反攻。”[6]256甚至发出了“我辈得有论敌”之叹。[10]564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出，一扫清末民初风靡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的不白之冤，打破了今文学派的垄断，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震动。青松(刘节)在评论这篇文章时称它是“一篇杰作”，文中所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二十八处“皆甚允当”，“是学术界上大快事”。[6]249、250孙次舟亦撰文称“刘歆并无遍竄群籍之事，此自钱宾四先生刊布其《刘向歆父子年谱》，已大白于世。钱先生以史事证明刘歆无遍竄群籍之必要，无遍竄群籍之时间，颇足关康有为辈之口，使之无词以自解。”[11]钱穆在晚年的回忆中也自道，北平各大学原本开有经学史和经学通论一类的课程，皆主康有为今文家言，此文出，各校经学课皆在秋后停开。[8]钱氏的夫子自道也许不尽合事实，因为《年谱》刊出后相信刘歆伪经说的仍大有人在③，但《年谱》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出后，之所以在当时的学术界获得如此广泛的注意和重视，是因为清末民初以来，学术界深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在当时的学者头脑中几乎都存在着古文经是否为刘歆伪造、《周礼》《左传》等古藉是否是伪书的疑问。自《年谱》发表后，人们开始从《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解脱了出来，使原来相信晚清今文家言的不少学者自此改变了态度。以胡适为例，胡适原本是相信今文家言的，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因相信《左传》为刘歆伪造，“避不敢引”。④然而在读到《年谱》后，改变了先前的看法，逐渐从今文家言中摆脱了出来。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 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 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12]834 胡氏之言在他的学生邓广铭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1931年春，邓广铭在北大旁听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讲到西汉经生们的今文、古文两派之争时，胡氏特意提到了钱穆《年谱》一文，“说它是使当时学术界颇受震动的一篇文章，他本人和一些朋友，原也都是站在今文派一边的人，读了这篇《年谱》之后，大都改变了态度。”[13]17 在《年谱》一文的影响下，胡适也主动加入到当时学界有关今古文问题的讨论中来。1931年4月21日，胡适致信钱穆： 我以为廖季平的《今古学考》的态度还可算是平允，但康有为的《伪经考》便走上了偏激的成见一路。崔觯甫(适)的《史记探源》更偏激了。现在应该回到廖平的原来主张，看看他“创为今古学之分以复西京之旧”是否可以成立。不先决此大问题，便是日日讨论枝叶而忘却本根了。[6]637 其实，胡适在此之前，即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就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廖平之《今古学考》(1886)实‘创为今古二派’，但他的主张实甚平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始走极端，实不能自圆其说，故不能说《史记》也经刘歆改窜了。”[12]105钱穆对胡适加入讨论颇感兴奋，他在4月24日的回信中说：“先生高兴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尤所盼望”。随后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窃谓西京学术真相，当从六国先秦源头上窥。晚清今文家承苏州惠氏家法之说而来，后又屡变，实未得汉人之真。即以廖氏《今古学考》论，其书貌为谨严，实亦诞奇，与六译馆他书相差不远。彼论今古学源于孔子，初年、晚年学说不同。穆详究孔子一生，及其门弟子先后辈行，知其说全无根据。又以《王制》《周礼》判分古今，其实西汉经学中心，其先为董氏公羊，其后争点亦以左氏为烈。廖氏以礼制一端，划今古鸿沟，早已是拔赵帜而立汉帜，非古人之真。[14]187 胡适突破康有为、崔适“尊今抑古”之说后，回到廖平“平分古今”的立场上来，主要借助了钱穆《年谱》中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廖平以礼制的不同划分今古二派，实非得古人之争。言外之意，胡适赞同廖说，实际上仍未从今文家说的牢笼中摆脱出来。在胡适那里的所谓“本根”之说，在钱穆这里早已得到了解决，他是先摆脱了“平分古今”的束缚，故对“尊今抑古”之见就有了势如破竹的胜算。⑤钱穆最终是否说服胡适放弃廖平“平分古今”的主张，囿于材料，不敢妄断，但在胡氏日渐脱离今文家言，相信古文经决非刘歆作伪的问题上，钱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⑥ 再以杨向奎为例。杨向奎曾是古史辨派的成员，受顾颉刚的影响，“喜今文家言”，但读到《年谱》后看法大变，对康有为粗枝大叶的学风多有不满，认为所谓刘歆遍伪《左传》《周礼》之说，不过是又一次的“托古改制”，于是花大量时间考证《左传》《周礼》不伪，在古史研究上与乃师分道扬镳，与顾门另一弟子童书业“同室操戈矣”。⑦ 总之，“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古代史学处处弥漫着今文学家的古史观，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的基本概念为骨干，相信汉代古文经典是刘歆伪造的，不足采信”，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即是“针对这股学风而发”。[15]216-217《年谱》以史实破经学，开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对近代经学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林语堂认为《年谱》“最大的贡献摧陷廓清道咸以来常州派的今文家，鞭辟入里，使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之说，不攻自破。”[16]余英时指出，“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颉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出，此一争论才告结束。”[17]23何祐森称：“《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不但结束了清代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经书的不白之冤。自从《向歆年谱》问世以后，近四十年来，凡是讲经学的，都能兼通今古，治今文经的兼采古文，治古文经的兼治今文，读书人已不再固执今古文经熟是熟非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古文家如章太炎，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自刘歆伪经的问题解决以后，读书人对两千年相传的古文经书，以及经书中的一切记载，开始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心。”[9]471台湾学者马先醒在1971年撰文更是盛赞《年谱》，认为这是民初六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一篇论文，“六十年来论文中影响之大，无有过之者，允推独步矣。”[18] 当然，《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证及其对康有为的批评也并非无懈可击。《年谱》刊出后不久，青松(刘节)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对钱文的观点提出了几点批评意见，其中一条重要的商榷意见就是关于《左传》《周官》的成书年代问题。青松认为，康有为、崔适一辈今文学家“虽膠执今文，语多僻远，而对于《周官》及《左氏传》之疑则确有见地”。《年谱》“于刘歆未伪造经之证据颇多，而对于《周官》及《左氏传》之著作时代无具体意见，吾人认为其抨击崔、康仍未能中其要害也。”[6]250、251 应当说，青松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关于《左传》，钱穆找出了当时确有人引用了《左传》的史实或文句，也只能表明该书是一部先秦旧籍，也没有完全解决《左氏》究竟传不传经这一关键性问题。至于《左传》与《国语》，究竟是一书，还是二书，钱氏在批驳康有为《左传》是刘歆从《国语》里割裂出来的观点时给出了一个笼统性意见，称“《左氏》《国语》明为二书，歆之引传解经，亦获睹中秘《左氏春秋》，见其事实详备，可以发明孔子《春秋》之简略，胜于《公》《谷》虚言，故乃分年比时，用相证切。”[1]77由于未加具体论证，钱氏自己也不免信心不足，故又言“《左氏》《国语》为一为二？此皆非一言可决”。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