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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初即位，大臣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文称“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又引古人之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垢”。[7]2368、2371钱穆认为前者“均本《左氏》”，后者“乃《左氏》载晋大夫伯宗辞。是温舒曾治《左氏》也。”[1]12其实，“齐有无知之祸”的史实不独《左传》有，《穀梁传》亦记此事：“齐公孙无知弑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19]卷5,87同样，“晋有骊姬之难”一事，《公羊传·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条下所附之传文及《穀梁传·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条下所附之传文均有涉及，故不得谓之“均本左氏”。至于说“山薮藏疾”四句话是出自《左传》，那必须以《左传》与《国语》是两部书为前提的，否则认同康有为观点的学者也可怀疑路温舒所引用的会不会是尚未被析分的古本《国语》中的文句呢？ 关于《周官》，钱穆虽提到出于“战国晚世”，也未展开具体论证。因此，确定《左传》《周官》等古典文献的成书年代，的确是深入讨论经学今古文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诚如钱穆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中所言：“清儒主张今文经学者，群斥古文诸经为伪书，尤要者则为《周官》与《左传》。《左传》远有渊源，其书大部分应属春秋时代之真实史料，此无可疑者。惟《周官》之为晚出伪书，则远自汉、宋，已多疑辨。然其书果起何代，果与所谓古文经学者具何关系，此终不可以不论。”[1]5为了回答青松等人的质疑，在《年谱》发表的一年后，钱穆又写下了《周官著作时代考》一长文，从《周官》一书所载有关祀典、刑法和田制等内容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来确定它的成书年代，力证何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一说较近情理。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坚信《周礼》为刘歆伪造的钱玄同，读了《时代考》后信心也不免发生动摇⑨，而早年深受《新学伪经考》影响的顾颉刚，到晚年研究《周礼》时也改变了态度，断定此书是战国时齐国法家的作品，与刘歆、王莽无涉。⑩当然，这已越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兹不赘述。 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后来所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晚清今文学家和康有为的“新考据”及其思想的批评也存在片面之处。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称古文经尽出刘歆伪造，目的在于“媚莽助篡”，钱穆从学术求真的层面上对其说绳之以学理，称《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二十八端”，从事实的层面讲，这些证据非常确凿，康有为的说法的确非常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20]64的批评。不过，仅从学术层面上去批评康说，并不全面。因为准确来说，康有为是一政治改革家，并非单纯一学问家或思想家，其书是在借经学谈政治，目的在于为维新变法鸣锣开道，其价值主要在政治而非学术一边。因此，评价康有为的思想，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21]钱穆在这些方面似乎甚少注意，时人对钱氏评价康说就有“特见其表面，未见其精神”[22]的批评。由此看来，钱穆对康有为“新考据”及其思想的批评似乎也缺乏一种“同情之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