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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在学术上的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严密的考证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许多带有误导倾向的武断之说，澄清了不少古籍文献中所载内容的真伪问题。关于此点，前已叙说，这里再举一例。 康有为认为“五帝”中原本无少皞，后为刘歆所窜入。《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寓，少皞以临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康有为据此断言“蚩尤为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为二卿，同受帝命，则少皞亦古之诸侯，与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黄帝之子甚明。刘歆欲臆造三皇，变乱五帝之说，以与今文家为难，因跻黄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其造《世经》，以太皞帝、炎帝、黄帝、少皞帝、颛顼、帝喾、唐帝、虞帝为次，隐喻三皇、五帝之说。又惧其说异于前人，不足取信，于是窜入《左传》《国语》之中。”[4]35-36顾颉刚也沿用康氏之说，“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6]254-255 钱穆引用《汉书·魏相传》中材料对康有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汉书·魏相传》载魏相奏折云：“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7]3139钱穆引用此段材料指出“魏相此奏，明引少皞五帝”。魏相于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已卒，后来的刘歆不可能篡改此奏文[1]19-20，可见将少皞列入五帝之中的做法并非始自刘歆。钱穆在后来所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续有阐发，认为《世经》所说的五行相生、汉为火德、汉为尧后在刘歆之前早有人提出，比如五行相生至少在《淮南子》《春秋繁露》已经出现，汉为火德在刘歆之前有甘忠可、谷永等人论及，汉为尧后之说至少可上溯到昭帝时眭孟，故云：“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6]629-630 其二，平实考察新莽代汉及其改制的历史事实，指出新莽创制立法，皆远有端绪，可以追溯到武、昭、宣、元、成时期，是西汉中后期学术风气、政治理念自然演进的结果。 汉初治尚恭俭，主无为之政，武帝始从事礼乐，以兴太平，而不免于奢侈。王吉、贡禹乃以恭俭说礼乐。宣帝时王吉上书言事，“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7]卷72,3036元帝初即位，贡禹上奏：“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7]卷72,3069-3070元帝据此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钱穆认为“王、贡之徒乃以恭俭说礼乐。王吉不见用于宣帝，而元帝则尊信禹，遂开晚汉儒生复古一派。”[1]28武帝、宣帝用儒生，颇重文学，事粉饰。“元、成以下，乃言礼制，追古昔。此为汉儒学风一大变。莽、歆亦自王、贡来。”[1]29 钱穆认为，王莽改制诸政实渊源于汉武帝。王莽禁止买卖田宅、奴婢，武帝时今文大师董仲舒言限民名田，亦主去奴婢，“莽政远师其意也”。五均、六管之政，“大体武帝时已先行”。[1]133-135汉武时意在增国库，而抑兼并、裁末业，则贾谊、晁错、董仲舒皆以言之。“新莽之政，亦主抑兼并、裁末业，渊源晁、董。”[1]137在这里，钱穆敏锐地注意到当时学风与新莽政治之关系，故云：“莽朝一切新政莫非其时学风群议所向，莽亦顺此潮流，故为一时所推戴耳。”[1]94 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复生，眭孟推《春秋》之意，认为这种现象“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7]卷78,3154钱穆指出，“眭孟言汉为尧后，不述所本，以事属当时共信，无烦引据也。其论禅让，据《公羊》，犹明白。后莽自引为虞帝裔，以篡汉拟唐、虞，此已远启其先矣。”[1]11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有司隶校尉盖宽饶因上书言禅让事而自刭北阙下，钱穆对此事评论道：“自元凤三年，眭弘以论禅让诛，至是不二十年，当时学者敢于依古以违时政如是。又深信阴阳之运，五德转移，本不抱后世帝王万世一姓之见。莽之代汉，硕学通儒多颂功德劝进，虽云觊宠竞媚，亦一时学风趋向，不独一刘歆。歆何为不惮劳，必遍伪群经，篡今文圣统，乃得助莽为逆耶？”[1]18 至于改官名以应古制，也非王莽新政时所独有。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二月，汉成帝用何武、翟方进之议罢刺史，置州牧。钱穆认为，“何武、翟方进皆治古文，通《左氏》。其学风盖承王、韦而启莽、歆。改易官名以慕古昔，亦新政先声也。”[1]63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职，钱穆评论道：“三公官名，发于何武，废于朱博，至是又复之。汉廷好古如此，不俟新朝矣。”[1]89 据此钱穆认为，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所说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所以他主张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力主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解释，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故云：“新莽政制，自有来历，不待刘歆之遍伪群经。”[1]135 钱穆在《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家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6]250如钱穆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年谱》发表后，时人“都疑余主古文家言”。[8]160实际上，钱穆此文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事实上，“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5]3-4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他说： 晚清经师，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亦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而主张古文诸经者，亦即以今文学家之门户为门户，而不过入主出奴之意见之相异而已。[5]5-6 显然，钱穆撰《年谱》的目的就是要“撤藩篱而破壁垒”，破除学术界今古门户的成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用的方法很简单，以史治经，所用的材料仅仅是一部《汉书》。因为他认为经学上的问题，同时即是史学上的问题，他“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5]6台湾学者何佑森说：“《向歆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这部书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很多非有新资料不能著书立说的人，一定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部《汉书》，人人可读，未必人人会读。一部古书，人人能读，未必人人愿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人，通常不讲经学。钱先生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亦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向歆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9]471-4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