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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由利玛窦到埃亚库里阿 与传统的耶稣会历史研究不同，杜勒斯和奥马利这两位有代表性的美国天主教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极力强调依纳爵和耶稣会的社会服务使命，认为救助贫弱者的社会服务始终构成耶稣会圣化工作不可剥离、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53)譬如奥马利就提出早期耶稣会的慈善活动与他们的“公益”观念有关。耶稣会规程所讨论的“公益”(commune bonum)与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中的同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语境，但是其渊源和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中世纪西欧神学和教会法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这种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对立的“公益”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天主教会的社会思想则会进一步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54) 问题是，依纳爵和耶稣会批评贪婪、倡导公益的思想传统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是妨害市场经济还是像托代斯基尼所说的有着积极推动的作用？耶稣会神父利玛窦在17世纪初写有中文的《天主实义》，向中国人讲授天主教教理，包括说明为什么修士和教士有独身制度。他以财色二欲为例解释道，清贫和守贞有益于教士避免索求“无义之财”、沉迷“邪色之欲”。他强调说，他并不是蔑视家庭和日常生活需要的工商活动，“为人之父不免有货殖之心”，不过教士和他自己的职责是教化他人，不可陷入“不能超脱无溺”的境地，“修德以轻货财为首务”，以免贪求“非义之富”。在《畸人十篇》里面，利玛窦议论了“富而贪吝，苦于贫窭”的状况。他着力批评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贪得而吝于用”，指出“财之美，在乎用耳”。他并不诟病财富本身，而是嘲弄了一个富人卖出所有家产，得数万金，“成一巨铤，埋土中”，最后被盗贼偷去。那么在利玛窦看来，财富应该如何使用呢？他在《天主实义》里这样写道：“所谓‘仁者爱人’，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爱人非虚爱，必将渠饥则食之，渴则饮之，无衣则衣之，无屋则舍之”。(55)与依纳爵和其他早期耶稣会人士一样，利玛窦的财富观是兼容工商业活动的，而且以财富的社会效用为中心。“富而贪吝”在他看来不仅自私，也不是正常有益的商业活动。 依纳爵的社会经济观念到了20世纪仍然是耶稣会神父的重要精神遗产。教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关系之外。上个世纪80年代活跃于萨尔瓦多的耶稣会神父、解放神学家埃亚库里亚曾经就此写过很多文章。他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拉美国家的极度贫富分化和军人独裁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成为神学家乐于采纳的分析方法，尽管这并不是解放神学的主要推动力。拉美解放神学思潮和运动的真正背景是人们意识到，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在本质上是反基督的，是依纳爵所描述的撒旦旗帜下的人间地狱。因此，为了社会正义，教会一定要站在贫穷者和弱小者的一边，这才是教会真正应该站的位置。当然，与依纳爵的社会经济观念相比，解放神学以及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并非没有突破。在埃亚库里亚看来，在萨尔瓦多等贫困的拉美国家，社会制度的改良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才是教会应该努力的方向，教会不应该满足于教导穷人捡拾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56)这样激进的主张和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导致了埃亚库里亚和他的7位同僚在1989年11月16日被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军政权枪杀。而他们所批评的“拉美化”不良社会现象，早已成为公认的现代社会发展陷阱，是市场经济成长的最坏形态之一。 在商业社会批评贪婪永远是惹人厌烦的事情。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结尾，托尼曾经提醒当时西方的知识分子说，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具有压倒性影响、成为众人认可之常规的社会氛围里，批评贪婪不仅显得尖刻，也往往被指责为迂腐和莽撞。然而他坚信，真正可怕的是在压迫和非正义面前的懦弱：“当抗议不受大众欢迎的时候，说得太多的人应该得到宽容谅解，而不是保持沉默的人。”(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