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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年，依纳爵由耶路撒冷朝圣返回途中经过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费拉拉。(37)在这一年，费拉拉公爵手下的首相正好与玛丽亚·弗拉索尼结婚。后来公爵和首相都与耶稣会建立了友好的关系。1550年首相去世后，遗孀玛丽亚成为耶稣会在当地最积极的赞助人，热情地支持他们建立一所学院，而她的亲属们则散布流言说她早就计划把所有财产都奉送给耶稣会。当学院成立的时候，费拉拉公爵只赞助了费用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费出自玛丽亚，而且她为了促成耶稣会和公爵之间融洽的关系，还默默地把赞助人的名义让给了公爵。(38)耶稣会神父得到许多贵夫人的支持，部分的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工作十分重视贫困儿童和沦落的妇女。沙勿略等人在波伦亚救助妓女的事业就十分成功，最后由一批贵夫人接手这项工作。玛格丽塔·吉利和她的兄弟是耶稣会在波伦亚的重要赞助者，帮助建立了那里的学院，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这所学校。波伦亚学院狭小拥挤，但是神父们觉得，“虽然我们总是处在贫困之中，我们得到的接济却总是足够让我们完成我们在这里的使命”(39)。如果赞助人的亲属反对捐赠财产，并不愿意接受调解，依纳爵和耶稣会总是委婉谢绝好意，并努力调解当事人的家庭关系，譬如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40) 他从来都相信，经济只是手段，宗教工作和社会服务才是目的。即便在家庭和个人友谊的层面，人们也万万不可以让金钱和财富成为伤害和睦感情的祸害。1528年，他来到巴黎求学，身上带着在西班牙筹措的学费和生活费，并在银行把汇票换成金币。然而现金刚刚到手，各项费用还没有支付，就被一位在法国的西班牙朋友借走花掉，然后这位朋友就失踪了。过了一段时间，依纳爵听说他在试图返回西班牙的途中病倒在港口城市鲁昂，于是徒步从巴黎走到那里。他整整走了三天，沿途靠乞讨的食物充饥，在抵达鲁昂后照顾和安慰自己这位贪财的朋友，帮助他找到去西班牙的船只，甚至为他写好到那里使用的推荐信。(41)在处理耶稣会收取捐赠的事务时，依纳爵总是留心，不让捐赠人有哪怕一点压力，尊重其个人意见，同时尽可能避免让捐赠人的家属有不满和不同意见。即便在耶稣会神父去世以后，在处理他留给修会的财产时，依纳爵也会把财产返还给其家庭，以便照应他亲属的生活。1544年，兰迪尼神父在科西嘉传教时去世，依纳爵把他的财产转到他姐妹的名下，后者的丈夫们就财产的分配发生激烈的争执。依纳爵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说：耶稣会可以依照法律拥有兰迪尼神父的财产，为了照顾你们生活才把它转给你们，希望你们的家庭生活更加和美，却没有想到财产反而成为你们家庭不和的原因。他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接受调解者的仲裁，把家庭和睦放在钱财之上，这笔财产将会被收回到耶稣会。(42) “尽力就请满意” 依纳爵在耶稣会成立和担任其总会长之后，处理大量行政事务，深知各地纷纷建立的学院和日渐扩展至全球的传教使命需要大量资金。(43)但是他始终认为，真正能够帮助牧灵工作的支撑来自天主，而不是来自为谋取物质财富而滋生的急切和焦虑，更不必为财富操劳伤神和伤身体。这与韦伯所描写的新教伦理形成对照，后者尽管不一定符合近代早期新教伦理的历史真实，但是韦伯借引用富兰克林所刻画的发财致富的猴急心态，的确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绝好描写。(44)1555年，依纳爵在给科隆卡尔特修会的修院院长写信时感谢他对当地耶稣会学院的慷慨支持。他谈到各地耶稣会人数有很快的增长，他完全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提供给他们食物和衣服，但他不会拒绝任何合格的申请人，因为“我们把希望的锚牢固维系在天主的善意上，无论人多人少，他都会让大家吃饱，无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足”(45)。这种对待财富的态度并不局限于耶稣会的事务。在依纳爵1532年写给他哥哥的信中，他就引用圣保罗的话来规劝他的哥哥对家族的财富和经营有一个超然的态度，“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0-32节)。他鼓励他哥哥，作为一个富有财产的人，他应该挂虑的是用自己的财富来教育和支持自己的孩子、仆人和亲属，用于帮助孤儿和穷人，以此来获得自己在天上的荣耀；他不应该因为担忧如何扩大自己的财产和收入而彻夜不眠，不应该为了让自己在俗人眼里有个成功的好名声而成天焦虑不安。(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