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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主义的胜利：太平洋战争期间学会的活动与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宣布放弃一贯的中立立场，明确表示与盟国站在一起，赞同和支持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认为这些原则应该应用到战后太平洋秩序的重建，美国理事会和太平洋理事会积极投入到盟国的事业中去。当时的美国理事会主席威尔伯在珍珠港事件后发表了声明，声明称： 理事会的官员和职员……相信战争形势不仅没有使学会的目标失去价值，相反使学会的研究计划和对重要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重要和关键，这些研究和讨论活动实际上是民主国家战争努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美国人民目前迫切的工作是从事反对日本和其他轴心国家军事帝国主义的战争，轴心国的失败是在远东和其他地区进行任何和平调整的条件。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传统不允许在这一问题上“中立”，相反，完全无视其他国家人民权利的军事侵略与太平洋国际学会一直主张的一切都截然对立。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美国理事会保证投入其所有资源。……最终，当轴心国……被击败的时候，就可能有机会在太平洋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秩序。 威尔伯还指出，“学会多年来进行的致力于创造(关于远东的)知识和培养对远东有广泛了解的人才的努力将使学会有可能在这一紧急形势下做出独特的贡献”。(55)太平洋理事会和美国理事会联合在华盛顿设立办公室，以便加强与美国政府和其他盟国政府代表的联系。 学会拥有的关于亚太地区的专业知识无论对打赢战争还是重建和规划战后亚太秩序都非常重要。为学会提供资金支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2年年底的报告中称，“当前的事态再一次凸显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价值”，太平洋国际学会是能够提供“关于太平洋问题的信息和全面分析”的唯一“称职的机构”。(56)虽然学会仍然组织会议以及开展有关东南亚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常规研究并出版著作，但是毫无疑问，与战争相关的工作成为学会的中心工作。当时美国社会，特别是军方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极不了解，迫切需要关于太平洋地区的知识，而学会成为提供这些知识的主要来源。为了满足战时对亚洲知识的需要，学会开始编撰关于亚洲知识和盟国战争目标的通俗小册子。以美国理事会为主，其他国家理事会参与，学会从1942到1945年共出版了27种小册子，每年印刷50万册，以成本价出售给军事部门和感兴趣的公众。(57)除了编印书籍外，学会的成员还到政府机构、私人组织就远东和战争问题发表演讲，或充当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的顾问。美国理事会还与军事部门一道发起军官训练项目以及制作广播节目，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合作主办关于远东问题的夏季研讨班和夏季强化语言课程，培训关于远东问题的专业人员。 太平洋学会对战争的另一贡献是学会的官员和成员离开学会担任政府部门的职务，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战时宣传，二是政策分析和政策制定。研究干事霍兰先是担任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雇员，后又担任战争信息署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拉铁摩尔卸任《太平洋事务》主编后担任蒋介石的特别顾问，后又担任战争信息署太平洋局的负责人。1942年8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始会员、克拉克大学的远东问题专家乔治·布莱克斯利(George Blakeslee)担任战略情报局远东部的主任。美国理事会干事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W.Lockwood，Jr.)也加入远东部。战略情报局远东部后来并入国务院，这些成员影响到国务院战时和战后关于日本和远东的政策。卡特虽然没有辞去学会的职务，但是他花大量时间从事与学会工作无关而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担任“俄国战时救济基金”(Russian War Relief Fund)的主席，并在世界各地旅行筹集救济资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