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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太平洋共同体：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与学会前期的活动 作为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深受一战结束前后在美国兴起的以威尔逊主义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一任总干事约翰·戴维斯1929年追溯学会的起源时曾明确指出学会的建立是一战后新的国际主义思想的产物： 有史以来，用来处理国家间交往的国际机制的演进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以及武力是调整国家间分歧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一假设之上的。从这一机制中产生了秘密外交理论，其行为准则是故意保密和掩盖事实。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少数人的主导和多数人的沉默和无知之上的。但是，从1918年以来，一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方法出现了，这产生于对人类关系的新看法，建立在弱者的权利、国家间相互依赖、事实的力量、人民的才智及其对政治的参与之上。太平洋国际学会就是作为这一机制的一部分而产生的。(21) 所谓“不同的国际关系方法”就是自由国际主义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在1925年成立大会上，将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关系方法应用到太平洋地区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声音。弗兰克·阿瑟顿在成立大会的演讲中说：“我们是要让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以及政府要员的自私野心主导人类生活还是让这些斗争和野心服从于理性、正义、自由和对人类权利的尊重?”他认为，太平洋地区没有“在大西洋地区盛行的世代相传的仇恨和敌意”，因而“有更好的机会开诚布公地直面形势”，克服分歧，建立不同于欧洲的新型国际关系。(22)太平洋学会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是把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视为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和学会的主要任务。在学会组织者看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各国的看法截然对立，而通过集中的、开诚布公的讨论，与会者会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有更好的理解，甚至修正自己的看法，进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而这些都有利于化解国家间的矛盾和争端。以相互理解代替相互敌视被学会组织者视为国际关系的新方式。用赫伯特·克劳利的话说，太平洋学会的建立“是用(相互)理解来启迪和改善(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试验”，看一看“某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谅解是否能导致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诞生”，“如果其试验成功，最终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各种事务产生重要的影响”。(23)中国代表顾子仁亦有同感，他在成立大会上称学会是在探索“解决问题和处理分歧的新方式”，即“通过谅解、宽容和善意的精神”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是一场“共同的试验”。(24)学会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和开展联合研究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由学者、媒体人士、商人和卸任外交官组成的跨太平洋的交流网络，这一交流网络有助于彼此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太平洋理事会主席雷·威尔伯在1927年大会的开幕演讲中说：“像别人看你那样看待你自己、通过邻国怀疑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国家是一种艰难的但却有益的经历，如果我们想成功地处理这个大洋的事务，很多人都必须有这一经历。”(25) 其二是抱有科学主义信仰，相信通过“科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事实”(国家间纠纷的根源)，并设计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化解国家间冲突，实现和平。阿瑟顿在1925年成立大会上提出，“毫无疑问，(国家间)很多怀疑和不信任源自对事实的无知，……因此，首要的事情是需要弄清楚关于每一个国家的所有事实，这些事实会影响其思想和行动，影响该国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态度”。(26)而事实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发现。在参加成立大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悉尼大学历史系赫塞尔·霍尔(Hessell Duncan Hall)教授看来，“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最大贡献是发现太平洋国际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在极其复杂多样的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进行讨论，他们可以联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发现事实是什么”。(27)这与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对科学与理性的乐观信仰有关。在学会参加者看来，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就像国内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一样，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加以解决，即寻找问题、发现症结和提出解决方案。成立大会代表、夏威夷大学校长阿瑟·迪安(Arthur Dean)称，“科学思维方法的兴起”作为新潮流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它包括收集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推理，然后进行系统的试验，最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可以应用到国际关系中，学会的工作就是像科学研究那样“进行同样有耐心而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同样不带偏见的推理(reasoning)以及同样勇敢地追求真理”。(28)1920年代的科学主义信仰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人们相信科学可以驱散愚昧和无知，并解决人类面临的贫穷、压迫和战争等问题，给人来带来福祉。正因为相信科学研究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太平洋学会把研究视为其最重要的工作，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发现事实“真相”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此来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学会国际秘书处1931年编撰的《太平洋学会手册》这样介绍学会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