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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美国的国际主义思潮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立 一战后的美国国际主义者在总结大战教训的时候深刻地认识到，大战的爆发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的结果，要想实现持久的和平，必须改造国际关系，用基于平等与合作的“美国原则”取代建立在秘密外交和强权政治基础上的“欧洲原则”。用威尔逊总统的话说，未来“和平的要素”必须“与美洲各国人民的政治信仰相一致”，即与美国的原则相一致。⑤国际主义者改造国际关系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威尔逊总统对战后和平的筹划上。但是，对欧洲的厌恶和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强大孤立主义传统挫败了威尔逊总统的努力，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没能加入国联。不过，威尔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美国重建战后国际秩序努力的结束。一些国际主义者发现，太平洋地区是美国可以大有所为的地方，因为历史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实施孤立的政策”，涉及西半球和亚太问题时，美国“从来不是孤立主义者”。⑥也就是说，威尔逊在欧洲的失败并不妨碍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为该地区规定新的国际关系原则。 实际上，按照美国原则来塑造亚太地区是美国深藏已久的愿望。在19世纪，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是作为欧洲的殖民地而存在的，被视为欧洲的附属，因此在欧洲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区域，同时，欧洲的国际政治文化也被移植到远东，这一地区自19世纪中期以来奉行的是欧洲的国际关系准则。但是，随着美国的崛起，特别是在获得夏威夷和占领菲律宾后，美国一些精英人士开始把太平洋地区视为一个应由美国领导的、实行与欧洲不同的新国际关系准则的区域，强调太平洋地区的特殊性和美国的独特作用。早在1852年，一向主张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拓展商业利益的联邦国会参议员、后来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在参议院的演说中说，欧洲的商业、政治、思想和活动的影响力“虽然正在增大”，但“在未来其重要性将降低”，而“太平洋沿岸、岛屿和广大地区将要变成今后世界重大事件的主要舞台”，美国必将“完全摆脱欧洲的残余影响和偏见，转而发展出美国的观念和影响去重塑旭日初升之地(按，即亚洲)的制度、法律和风俗”；而且西沃德相信，“当战争给大西洋世界带来损害和悲痛的时候，在人类活动的新舞台(按，指太平洋地区)，人类更友好的情感将很快会得到培育”。⑦进入20世纪，太平洋在一些政治家心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在20世纪，“太平洋的商业以及对太平洋的支配，将成为世界历史上难以估量的重要因素”，“我们美国未来的历史将更由我们在面向中国的太平洋上的地位，而不是我们在面向欧洲的大西洋上的地位来决定”，因此美国应该对太平洋施加影响。⑧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和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里德·马汉(Alfred Mahan)也有类似的看法。一战后，“随着作为典范的大西洋体系的解体，远东体系也解体了”。⑨国联虽然在理论上是世界性组织，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国联的成员，太平洋地区实际上孤立于国联所主导的国际关系框架之外，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规范、国际文化和国际秩序都需要重新界定。而在美国的国际主义者看来，一战后欧洲在远东影响力的急剧下降为美国提供了机会。20年代，美国舆论非常热衷于谈论在远东推行不同于欧洲的美国原则，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地区秩序。当时英国驻东京大使约翰·蒂利(John Tilley)感受到美国所力图倡导的对东方的新态度和太平洋国际关系的新精神。他抱怨说，美国人大谈太平洋是世界的关键地区，“存在一个太平洋文明和哲学，是一种优越于欧洲文明与哲学的东西”，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神话”。⑩ 在国际主义者呼吁下，沃伦·哈定政府于1921-1922年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试图重建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华盛顿会议又被称为“太平洋会议”。华会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表明美国要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国际秩序，其特点是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合作与和平竞争。《新共和》杂志主编赫伯特·克劳利(Herbert Croly)当时评论说，华盛顿会议“第一次把太平洋作为某种程度上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区域”，“把一种崭新的原则引入海洋政治中”，有助于建立一个“由相互协商的……平等政治伙伴构成的共同体”，“甚至勾画了一个太平洋地区共同体的轮廓”，代表着国际政治行为准则的新形式。(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