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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卡特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性质的变化 在学会前十年，学会的会议议程和研究计划基本上避免直接讨论太平洋地区有争议的问题，如中日战争，而关注更深层次的或长远的问题，力图保持学会的中立，也避免在有争议的国际关系问题上表达学会的立场。第一任总干事约翰·戴维斯把学会界定为“非教派的、不争论的和非宣传的”机构，“发挥国际减震器、事实发现者和解释者的作用”，认为学会“中心工作是研究太平洋各国人民的状况和发现作为该地区主要矛盾之基础的事实”。(50)也就是说，学会是一个推进跨文化接触和通过私人网络交流个人看法的工具。学会的重点是讨论经济和文化而不是政治问题，尽量避免直接讨论政治冲突。虽然学会绝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国际秘书处和太平洋理事会也主要由美国人来构成，历次会议的代表中美国人也最多，但是在学会前期，美方代表非常愿意倾听亚洲国家代表的意见，学会前四次会议也是在太平洋地区(檀香山、东京、上海和杭州)进行的。这些都反映出学会的跨国和国际的色彩。如果说，学会前期工作的宗旨主要是促进相互理解和培育太平洋共同体观念的话，从30年代后期开始，学会的活动则逐渐偏离这一宗旨，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变成美国的智库。这一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人事上的变化带来学会思想和观念上的变化。第一任总干事约翰·戴维斯是一位出生在日本的基督徒，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他具有很强的太平洋视野，试图把太平洋国际学会打造成连接东西方的立足于太平洋地区的组织。研究干事康德利夫也主张关注长远问题，特别是作为太平洋地区国家间政治冲突之根源的经济问题。1931年，戴维斯离职，由查尔斯·卢米斯代理总干事一职。在1933年加拿大班夫会议上，爱德华·卡特成为总干事。卡特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印度担任印度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干事，一战期间在法国从事慈善和救济工作，参加了1925年的大会，会后一直担任美国理事会干事。卡特认为学会过去的视野过于狭窄，从地方和技术的角度看待太平洋问题，没有看到太平洋问题实际上是世界问题，观察太平洋问题应该有世界的视角。同时，卡特认为，即使是最尖锐的国际问题也可以通过私人的讨论获益，学会不应该回避讨论当前紧迫的政治问题，而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太平洋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中去。研究干事康德利夫因不满卡特以当前政治问题为研究重点的做法于1933年辞职，由与卡特思想更为接近的新西兰人威廉·霍兰(William L.Holland)接任。卡特还推荐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担任《太平洋事务》的主编，拉铁摩尔与卡特思想接近，主张关注热点问题，明确表达学会的政治立场，上任后逐渐把《太平洋事务》从一个回避当前政治问题、刊登各国理事会提交文章的学会机关刊物变成一个崇尚自由表达的独立的刊物，积极参与亚洲热点国际问题的讨论，发表关于亚洲有争议问题的文章。卡特是一位克里斯马型的人物，与各国领导人交往密切，同时具有极强的筹资能力，担任总干事一直到1946年。这些都使卡特成为20世纪30-40年代学会的核心人物，学会工作也打上了其强烈的个人色彩。 其次是学会总部搬迁带来的影响。1934年，学会的总部从檀香山迁到纽约。这一地理上的变化也对学会的指导思想造成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夏威夷是东西方文化汇聚之地，远离政治中枢，其多元文化和多种族汇聚与共处的特性使其非常适合用来培育太平洋共同体意识。戴维斯曾这样评价夏威夷的特点： 夏威夷是太平洋地区种族关系形势的缩影，一个世纪以来，在夏威夷的不同种族一直在学习如何互尊和互谅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在局部地区实现，那为什么不能在更大舞台上实现呢?另外，夏威夷位于美洲和亚洲之间，对造成东西方之间紧张的分隔线非常敏感，对缓解这种紧张和探索实现永久性国际调整的可能性怀有特殊的兴趣。(51) 而纽约则没有夏威夷的特性，它更多地受到大西洋视野的影响，并处在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影响之下。实际上，学会从建立之初就存在来自西海岸成员的文化、经济取向与纽约成员的政治取向之间的分歧。(52)卡特的任命和总部搬迁到纽约无疑标志着纽约的政治取向占据了上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