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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重要国际问题，在昔历史上解决之方法，厥惟诉之于战，今乃谋一和平处理之法，聚各国之人于一处，融洽情感，互相了解，用科学研究之方法，收集材料，然后诉之理智，以求得一应出之途径，使摧残人类之战祸，可以减少。此种工作之重要性，与世界和平有密切之关系。(29) 其三是把公共舆论视为影响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并把培育正确的舆论视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学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大都相信舆论的力量，认为知情的公众是正确的对外政策的基础，而学会的工作就是教育公众，启发决策者，进而影响政策。学会定期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通过交流向会议参加者，即各国的意见领袖提供“事实”，然后由这些意见领袖教育公众，同时学会的出版物和成人学校也发挥着教育公众的作用。而一旦公众获得“正确”的信息，将会影响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而这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阿瑟·迪安在成立大会上即指出，民主是现代生活中的新潮流和当今世界的巨大驱动力量，“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国际关系都不再能在国王的密室里解决，普通大众坚持有知情权，希望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各国人民的所知、所想和所感在今日的国际生活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当各国人民了解了真理，清晰地思考并公正和审慎地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希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30)美国代表、著名的政治与社会评论家切斯特·罗厄尔(Chester H.Rowell)也认为把国际关系问题完全交给外交官处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原来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的人现在也关心太平洋问题，“因此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必须以民主的方式来处理”。(31)在1927年大会的圆桌讨论中，与会者同意，“偷偷摸摸的秘密外交空间越来越小了”，“主要建立在把战争视为解决国家间纠纷的手段甚至是最后手段的观念之上的阴谋外交正被一种建立在相互合作基础上以讨论为形式的新外交所取代”，而这种“新外交”“不仅依赖于新的国际治理机制的发明，还依赖于公众舆论为这种新机制的运行提供力量”。(32) 因此，学会组织者特别强调学会的非官方色彩和作为知识交流与合作机构的特性，强调学会的工作不是直接卷入决策，而是培育正确的公众舆论。雷·威尔伯称“学会代表了一种科学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收集信息、研究事实和向公众发布这些事实的努力。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信息公开，培育知情的公众舆论来取代国际争端中的弹药”。(33)阿瑟·迪安在成立大会上提出，“学会的工作不是办外交”，与会者“不是作为国王、皇帝或总统的代表”来为自己的国家“争利益”和“打击对手”的，“而是作为我们各自国家普通公民的代表”“以个人的身份到这里来寻找启发，获得智慧，并谦恭地希望，通过我们，智慧将在我们的国民中间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成长”。(34)而公民个人参与的民间讨论有官方外交所没有的优势，即开诚布公从而发现“真相”。阿瑟顿在成立大会的开幕式上说： 公民个人可以经常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他人坦诚地讨论与其国家相关的重要事务，而政府官员则不能。这是因为很少有官员具有在重要事务上约束其政府的权力，因此不愿意与其他国家政府的代表就意见分歧点进行讨论，以免自己被置于尴尬的地位。另一方面，个人或公民个人组成的团体则可以开诚布公地和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团体可以向政府官员提出建议和请求，要求其行动。因此，经常是非官方团体有一种独特的优势为在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问题上采取行动开辟道路。(35) 通过民间团体的活动来发挥舆论和公民个人在外交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1920年代非常盛行，成为那个时期和平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被称为“国民外交”。参与发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并长期担任中国理事会负责人的余日章就号召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他在1924年5月的《青年进步》上撰文说： 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切实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