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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的说来，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其存在的时期内，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并未实现改善太平洋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目标。这一失败既是学会无法控制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巨变——大萧条、日本军国主义的得势和侵华战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同时也与其自身的局限性有关，包括各国别理事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学会对科学、理性的天真信奉。 学会吸取一战的教训，试图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基础上解决太平洋各民族之间的分歧，但是一些国家的理事会却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把学会组织的会议当作表达本国立场与诉求的舞台，试图利用太平洋国际学会来追求国家目标和实现国家利益。日本、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方立场的传声筒，中国国民政府实际上也试图通过中国代表团利用学会会议这一国际场合来传达中国政府的声音，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借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70)美国代表也抱有由美国来主导亚太事务的目标。胡适在1931年上海会议开幕式上曾告诫与会者，“在承平的时候，凡是自命为有国际思想的人，不应该在黑白不分意气用事的当儿，放弃他们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71)在和平时期，这一态度大体上还能够得到恪守，而一旦发生战争，坚守国际主义精神就会非常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理事会的很多会员就觉得“我们实在没有与日本会员共聚一堂之必要了!甚么国际谅解，甚么国际亲善，都不是一些骗人的话吗”?(72)赫伯特·克劳利在1927年檀香山会议上也曾告诫与会者，在发生国际争端的时候，“学会的成员作为本国的公民不选边站队是不可能的，不得不根据自己良知的判断选择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或反对这一政策”，但是作为太平洋学会的成员，还应该“保持自己的判断公正无私、充满警觉以及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否则其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损害”。(73)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洋国际学会成员的国民身份极大地妨碍了其判断的无私，克劳利的预言不幸言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民族)主义最终压倒国际主义，服务于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战争需要成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实际上，从30年代后期开始，面对欧亚大陆的冲突与战争，通过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来维护和平的国际主义思想被很多团体和个人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被抛弃，太平洋国际学会只是其中的一家而已。 学会相信太平洋地区国家间争端的根源在于误解和非理性，让情感和偏见主导了国家间的关系，而一旦学会通过科学的研究把“客观事实”揭示出来，通过理性的讨论剔除情感的影响，偏见和误解就会消除，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解。用夏威夷大学校长阿瑟·迪安的话说，“让事实(truth)显现，它能为自己说话”。(74)通过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研究寻找不带偏见的事实是欧洲启蒙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已经证明，绝对客观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实际上，“知识既不是通用的也不是客观的，因为无论是各学科还是知识创造者都是在自己的时代和环境中由文化建构的”。(75)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曾对知识进行了划分，认为存在两种知识，即“纯粹知识”和“政治知识”，政治性知识深受其生产者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76)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成果无疑属于萨义德所说的“政治知识”，不可能是毫无偏见和绝对客观的。实际上，学会组织的研究计划无论在议题设定、资料收集还是立论构建方面都深受研究者国家立场和利益的影响，这在各国别理事会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国别理事会往往提出有利于本国的研究项目，如中国理事会要求加强对东北问题的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常常遭到日本的反对，担心得出不利于日本的结论。秘书处和研究理事会的美方成员则会反对日本提出的涉及门罗主义和美国的中美洲政策的研究项目。越是国家间存在争端的问题，越难以做到客观，也越容易在学会内部引起争议。但是，在总干事卡特的坚持下，学会越来越多地卷入热点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越来越多的纷争。不仅如此，各国界定“客观”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研究者自己认为客观的结论往往被争端的另一方视为充满偏见，特别是在国家间关系极度紧张或兵戎相见的时候更是如此。实际上，学会追求揭示的所谓“客观”事实，特别是争端各方都认可的“客观”事实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也注定了太平洋学会追求的通过发现事实来增进理解以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归根结底，非政府组织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其活动更多地受到国内和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当学会变成智库后，政府和公众的信任是其存在的首要条件。因此，当美国社会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对学会的宗旨、政治倾向和知识立场都产生怀疑的时候，其地位一落千丈，并失去了经济来源，最后不得不宣布解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