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在战争期间的工作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赞扬。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负责租借援助的居里(Lauchlin Currie)在1942年写道：“我不知道政府内外还有哪个机构能代替太平洋国际学会所做的工作。”(58)为了表彰学会战时的贡献，美国海军部向美国理事会颁发了“海军功勋证书”(Navy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战时学会召开的两次会议更是表现出了强烈的政策取向。战前的历次会议都不邀请现职官员与会，1942年会议则打破了此规定，不少官员参加了会议。这主要是因为战时有很多了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权威人士进入政府；另外，没有政府官员的参与，讨论盟国在太平洋合作等问题也是不现实的。虽然这些官员以个人的身份而非以官方的身份参加讨论，但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学会的非官方色彩，而且与会官员自然会为本国的利益和政策主张辩护。各国理事会也与各国政府建立了密切关系，会前会议日程曾在美国政府内讨论，学会实际上成为战时盟国的政策论坛。在1942年12月的蒙特特里姆布兰特会议上，以美国和中国代表为一方、以英国代表为另一方围绕战后殖民地的处置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由于中美代表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激烈的谴责，主张战后亚洲殖民地独立，引起英国代表团的强烈不满，英国代表团甚至威胁要离会。在1945年弗吉尼亚温泉村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的草案，支持集体安全原则和建立联合国，但是在讨论非殖民化问题时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亚洲和美国的代表支持非殖民化，而欧洲代表则反对，声称亚洲各殖民地缺乏自治的能力，欧洲殖民国家给亚洲带来了文明，对亚洲具有特殊的责任。实际上，在1942和1945年的会议上，会议不再仅仅是一个交流观点的论坛，与会国家理事会的代表很大程度上是在代表本国政府说话，试图捍卫本国的利益和为本国政策进行辩护。学会逐渐丧失了其非官方的特点和培育太平洋共同体的宗旨，国家(民族)主义战胜了(自由)国际主义。 而以卡特为首的学会国际秘书处持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支持战后亚洲的非殖民化，这与罗斯福政府内众多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一致。卡特认为中国和印度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刚刚意识到自己是地区性力量，任何关于战后亚洲的规划都必须有中国和印度的参与而不能由西方来主导。《太平洋事务》杂志经常刊载批评西方在华特权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卡特还有意促使中国和印度建立友好的关系，通过卡特和中国理事会干事刘驭万的牵线搭桥，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尼赫鲁于1939年8月访问了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开启了中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1944年学会还资助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撰写小册子，阐述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立场。华莱士在小册子初稿中明确表示欧洲帝国应该解体，亚洲殖民地应该获得独立，建议战后建立一个“自由亚洲”。战争后期，国际秘书处还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左翼立场，学会的官员批评中国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消极抗战，对国民党用武力镇压反对派表示明确反对。前长老会传教士、亚洲问题专家、学会国际秘书处成员毕恩来(Thomas A.Bisson)在1943年7月出版的《远东观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在同盟战争中的角色》的文章，提出“两个中国”命题(“Two China”thesis)：一个是“民主的中国”，由“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所代表。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把农民从地租、税收和高利贷的负担中解放出来，通过民主改革瓦解了封建的、农业的中国古老的专制制度，这是中共能成功地进行战争动员的关键。共产党政策的实质是“应用到农业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而不是共产主义。另一个是“封建的中国”，即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不愿意“挑战封建制度的基本条件”，“没有采取行动改变地主——佃农制度”，“在民主改革以及给予公民广泛的权利方面没有真正的进步”，而这些都成为中国实施全面战争动员的障碍。作者甚至预言，“未来中国的领导权很可能会转移到国民党之外的进步力量手中”。(59)学会的左翼立场和反殖民主义主张成为后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指控学会亲共的“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