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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神圣的治愈功能因为教会的宣传和推广，使人们顶礼膜拜，人们之所以不顾路途的遥远和旅行的艰险从事朝圣活动，可能不出如下几种情形：第一，人们对于治愈的期望值很低。通过朝圣，疼痛减轻或病情稍有改善就已经令人满足。第二，疼痛、疾病、死亡是中世纪人的正常生活状态，他们对于身体的状况不敏感，也不渴望得到持续性的效果。第三，季节性疾病的自然消除。一些季节性的疾病在不同季节会自然减轻，甚至不再出现，增加了人们对于神圣治愈的信任。第四，有些病人由于特殊的居住和生活环境造成了某种疾病，如眼睛瞎了，患了皮肤病。长期旅行远离了不适宜的环境，改善了饮食习惯，病情逐渐痊愈。第五，著名的教堂和修道院都是一流的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的神学和治愈疾病的著作，教士们也掌握了一些治疗疾病的方式和药物，这对于疾病的医治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作用。第六，朝圣对于朝圣者的心理安慰是任何药物和治疗手段都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在人们将“罪”与疾病联系在一起的年代，赎罪意味着康复，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病人不仅有了治疗的渴望，而且有了治愈的保证，如托马斯·孟莫斯说：“希望邀请她，信仰指导她。”(65)朝圣将圣徒的治愈功能、将朝圣的无形精神作用演变为一种看得见的有形力量，使之具有更强烈的感召力。鲁道夫·奥托认为：“没有一种宗教像基督教那样，把救赎需要或赎罪需要的神秘性表达得那样完全，那样深刻，那样有力。”(66) 考察英格兰两个社会阶层的朝圣活动，我们发现国王作为社会的管理者，积极参加朝圣活动，既满足了接近上帝、归回天堂的心理意愿，又为其稳定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但是，朝圣对国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国王的统治取得了更多的合理性，神化了自身的权力；另一方面，国王在朝圣过程中的忏悔和认罪使之不得不时时反省或制约自己的行为，从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朝圣对于新公理的形成以及公平标准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平民的朝圣活动反映了宗教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人们将精神的需求与物质的追求合二为一，不仅实现了回归耶路撒冷的精神旅行，而且改善了尘世的生活质量，正如伊利亚德所述：“事实上，宗教徒对于生活在神圣中的渴望就等于是他们对客观实在中安置其住所的渴望，就是对自己不被那持久的纯粹主观体验的相对性所困惑的渴望，就是对能居住于一个真实、实在的世界，而不是居住在一种幻想之中的渴望。”(67) 值得注意的是，朝圣作为基督教的重要活动，这种跨越地域的旅行对于欧洲人的宗教认同、地域认同以及文化认同的意义不言而喻。由于朝圣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在缺乏官方交流的前提下，通行无阻的朝圣活动成为唯一沟通信息的渠道。它使人们从封闭走向开放，打破了以社区为唯一生活中心的生活模式。朝圣者通过朝圣的过程，了解社区以外的世界，认识更多的人和事，扩大了视野，拓宽了生活的道路。同时，历经千难万险的长途旅行既体现了中世纪早期欧洲人的冒险精神，又表现了他们追求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良好愿望，使各方面匮乏的消极生活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尽管我们无法衡量中世纪英格兰人的幸福感和归宿感，但是朝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们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追求中，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教会试图通过朝圣提高威望的初衷。因此，朝圣的手段与目的形成了悖论——教会试图通过朝圣控制人们的思想，而朝圣恰恰拓宽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增强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人们在认识上帝不可替代性的过程中，也感知了更开阔的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