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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二世在位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遇刺身亡。由于他生前极力反对亨利削减教会权力的《克拉伦敦法典》，亨利二世被视为最大的嫌疑犯。1171年，贝克特被害后，亨利二世连续40天不问政事，悔罪，禁食，拒绝离开阿基坦住所。1174年，他亲自到坎特伯雷大教堂朝圣，以求赎罪：他态度谦卑，一看见贝克特大教堂就下马，沿着坎特伯雷大道步行至圣地。他光着脚，除了忏悔的衬衣和罩衣，其他什么也没有穿。(35)亨利在贝克特墓前痛哭了一夜，并要求僧侣和牧师们杖责。 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国王与圣徒之间的微妙关系。贝克特一直反对亨利的宗教政策，双方的敌对由来已久，亨利根本不愿意崇拜贝克特。但是，当他表达了自己的真正意图，并将导致王国内战，且罗马教皇以逐出教门相威胁之时，为了王位稳定，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真正的想法，废除了《克拉伦敦法典》，前往坎特伯雷痛哭流涕地忏悔。亨利的朝圣不仅改变了与其儿子战争的进程和力量对比，使他拥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而且得到了罗马教皇的宽恕，从而确保了王位和战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利二世的悔罪朝圣是一种挽回败局的权宜之计。 从精神层面上看，国王与普通的基督徒一样，需要认罪和赎罪，以回归天堂。理查一世因性犯罪，两次当众认罪。第一次他曾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大主教们的面前，求得宽恕。亨利三世曾因设法将同父异母兄弟艾梅推上温切斯特大主教职位而深感亏欠。在亨利的晚年，为了亚瑟、布列塔尼的艾琳娜以及其父亲的灵魂，向阿姆斯伯里修道院捐献了大量的财物。作为虔诚的教徒，亨利常常感到罪孽深重。他在圣徒面前这样忏悔：“我犯的罪比别人都多，骑士的一生都是在罪恶中度过的，直到上帝怜悯我，我才有时间向上帝认自己的罪。”(36)对于国王而言，忏悔朝圣是必要的，一方面，他们需要为臣民树立榜样，以良好教徒的形象赢得臣民的尊重；另一方面，国王也需要教会的支持，获得精神上的力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朝圣达到稳固其地位的目的。 除了巡游过程中的朝圣，国王一生中的特殊事件都需要神圣的干预。国王带着某种特殊要求，前往朝圣地朝圣也不少见。首先，祈求平安。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王都是跨海峡领地的统治者，既是英格兰国王，又是法国公爵或伯爵，海峡两岸都有他们的领地和臣民，频繁的跨越海峡之旅使很多人淹死在大海之中。为了平安渡过海峡，渡海前的朝圣尤受重视。1171年，亨利二世前往爱尔兰在圣大卫教堂祈求平安，并希望爱尔兰人臣服。当爱尔兰人被慑服后，亨利二世又回到圣大卫教堂还愿，并且为复活节推迟了返回的日程。其次，祈求战争的胜利。诺曼人登上英格兰王位后，他们的领地并不稳固，贵族的反叛时有发生；同时，国王们还希望通过军事力量扩大自己的领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1163年，亨利二世为了远征威尔士，前往雷丁修道院祈求圣詹姆斯的帮助，他的朝圣行为被视为带来了战争的胜利，由此开创了英王为战争而朝圣的先河。1183年，约翰(亨利二世的幼子)与其父交战，为了获得上帝的帮助，赢得战争的胜利，约翰在圣马歇尔举行了朝圣仪式。1264年，亨利三世在与北安普顿的男爵们作战前夕，于牛津的圣弗雷兹维德修道院进行了朝圣，祈求战争的胜利。最后，朝圣是国王逃避政治危机、摆脱困境的一个手段。约翰王的统治使英国失去了大部分法国领地，王权受到极大的挑战。亨利三世继位后，赫伯特·德·伯格一度成为首席执政官，成为亨利最重要的智囊。赫伯特希望通过强化威尔士和爱尔兰的驯服，增强英格兰与法国抗衡的力量。但是，远征威尔士战事的失利以及地方的叛乱使亨利三世进退维艰。(37)同时，英格兰地方教会与罗马教皇在主教选举还是任命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更为严重的是，法王利用英国的内乱趁机占领了普瓦图，直接威胁加斯科尼的安全。在危机四伏的1232年，亨利三世不得不前往英格兰东部诺福克的布鲁厄姆圣地朝圣，暂时摆脱了赫伯特的控制。1234年，赫伯特的后继者彼得·达斯·罗切斯的作为再一次导致英国政局动乱，亨利重回布鲁厄姆圣地，竟而与彼得决裂，重新将英格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