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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问题。近来，笔者发现西方学界出版了一些探讨全球史研究方法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两本书外，还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迪戈·奥尔斯坦于2015年出版的《全球性地思考历史》。①笔者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学术的相通性，自己的许多想法与这些外国学者惊人地相似。本文主要根据上述三部著作，结合自己的思考，谈谈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一、互动 2009年，刘新成在《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一文中指出：“互动乃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互动在于相遇、联结、交流、交往、互相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导、引导甚至塑造对方和整个世界”，并列举了全球史学家表达“互动模式”的十种途径。②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对全球史的“互动”研究进行了诸多总结和反思。奥尔斯坦认为，作为研究方法的互动，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扩大研究单位的地理规模。建立联系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构建更大的分析单位。例如，如果把东亚文明、非洲文明或拉丁美洲文明作为研究单位，很多内部的边界，特别是政治的和语言的边界就可以忽略。类似地，如果把海洋盆地作为研究单位，文明间的空间边界可以被进一步弱化。例如，大西洋盆地把西欧和西非海岸与美洲东海岸连接在一起。以此类推，去除任何边界的方式是把全球作为研究单位。这样，通过扩大空间规模、重新定义空间单位的方式，我们可以构建起文明、海洋盆地、半球和全球这样一些不同层次的研究单位，并且较为便利地挖掘它们各自内部存在的相互联系。 第二，关注研究单位之间的历史联系。如果说第一种联系是概念性的(conceptual)，即先建构一个历史的大单元，然后再挖掘其中的联系，那么第二种联系则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即首先从挖掘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联系入手，进而把一些所谓的独立单位联结在一起。第二种研究方式的关键在于相连单位的互相影响力和接触频度，而不是规模大小。两个或者多个单位间的最低强度的交流是接触(contact)，持续的接触导致互动(interaction)，持续的、不断加深的互动造就了互相依赖的关系(interdependency)，这种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诸单位构成一个大的分析单位，即体系(system)。一经达到体系研究这个层面，就可以把前两种形式的互动研究结合在一起了。 第三，研究那些本身就跨越边界的单位或主题。其一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跨越空间的互相联系的群体或个人的网络，这种互相联系经常超越边界”，它可能比前面所提到的空间单位大，也可能小。例如乳腺癌研究者的网络，可能会从日本扩展到中国、俄罗斯、欧盟、加拿大、美国，这样一个空间单位比文明、海洋或半球都要大，同时比其中任何一个又都要小。其二是跨国、跨边界的组织。其三是跨国、跨边界的主题。例如全球环境史、贸易史、移民史、疾病史、征服史，这些都是跨越边界的主题，都关注相互联系。③ 奥尔斯坦强调，分类只是为了提供一个简明的方法论清单，在实践中，它们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交错重叠，并且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很多时候是很难区分的。他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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