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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研究的共同特征。第一，共时性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重要的时间维度是各单位间互动的真正时间，而不再是每一单位内前后相继的阶段。例如对公元700年的欧洲来说，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出现，而不是古典时代。第二，重视外部的因果联系。只要地理范围是圈定的，时间是垂直的，因果关系就只能在圈定的单位中发现。一旦边界被打破，共时性的时间视角就会出现，就有可能思考很多区域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共同原因。第三，有时更多地使用第二手资料。奥尔斯坦对此充满自信，认为专业历史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积累起大量的第二手资料，可用于探寻联系和进行综合；他同时强调，面对扩大的空间，并不意味着研究其全部内容，而是可以把它视为大的语境，用原始材料深入研究其中的几个点，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史研究与民族国家史研究有相似之处，因为关于民族国家的大多著述并非涉及整个国家，而仅涉及较小的单位，如一个城市、一个郡、一个省。第四，偏爱涉及具有流动性的主题，例如人口、思想、商品、工艺、植物、病菌，等等。① 关于互动研究，彭慕兰和西格尔认为，“强调‘联系’是全球史的唯一特征，但这会给全球史带来局限”，简单地说，聚焦联系的弊端在于，它把缺乏联系的社会和人视为世界史的边缘，其中最明显的是那些身处偏远地带的人们，即使身处大社会中的很多人，例如农业帝国的很多农民，也很少有远距离联系的经历；他们提出，“全球史既关注互动，又重新求助于宽泛的比较，这似乎是必要的”。②康拉德也有类似的看法：“仅仅关注互动并不足以产生好的全球史。”③浏览中文出版物中的各种“互动研究”，笔者深切感到这类研究目前已陷入瓶颈。第一，这类研究过于集中关注奥尔斯坦所说的“具有流动性的主题”，而且往往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特别是对流动两端的描述，缺乏对产生流动的大背景和流动机制的深入分析，难以构建起“体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实际上止步于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归纳各种历史现象，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普遍规律。”④第二，这类研究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联系”缺乏鉴别。其实，“联系”的种类千差万别，有的联系非常短暂甚至是昙花一现，而有的联系则是不断重复发生的；有的联系是地方性的，而有的联系则在更大规模上发生。这样，不同类型的联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谁先发现了美洲存在各种假说，但无论如何，真正把新旧大陆休戚相关地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哥伦布。 上述问题的出现与过份拘泥于互动并把互动狭隘化有关。全球史学者应当像重视互动研究一样，同等地重视“比较”和“建构”的方法，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互动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把全球史研究引向深入。 二、比较 马克斯·韦伯是将比较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先驱者。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尝试后，到五六十年代，运用比较方法的比较史、历史社会学和文明研究成为独立且成熟的学术领域。随着全球史的兴起以及学者们对互动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史日益受到非议，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比较是在两个或几个单位间进行的，它把每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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