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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是维京人融入欧亚非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与维京人的拓殖相比较，波利尼西亚人则是孤立的拓殖者，其历史影响微乎其微。① 第二，被比较的对象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近年来，比较帝国史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青睐，其中奥斯曼帝国尤其受到关注。在传统的帝国史研究中，学者们特别强调奥斯曼帝国之于欧洲的特殊性，但是现今的学者们日益超越这种传统想象，认识到帝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影响，“奥斯曼帝国是一种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权力形态，其帝国架构与思想意识形态先是遇到了更为抽象的早期现代主权国家的思想理念，继而面临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帝国的竞争，之后又有殖民主义者的争论”；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聚焦于那些真实历史进程得以发生的“中间地带”，认为“这里不是想象的真空地带，而是各种势力、人物和地区之间的竞技场”；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源于地理位置、历史发展、人口组成或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与危机的帝国独特性”。② 第三，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同样大背景的反应有何异同。19世纪中期，由于欧洲国家四处扩张，世界各地区间陷入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接触。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变革，其中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引发的内战，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各阶层人民发起的反英斗争，在拉丁美洲发生的试图灭绝巴拉圭民族的战争，美国内战，非洲南部黑人与白人争夺定居点的战争，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协调危机，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实现统一的一系列战争(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这些战争都反映区域性权力和稳定所遭遇的危机，反映各地区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各地区应对危机的方式也有共同之处，一是都努力恢复秩序、重建国家，二是都实施了自我变革、自我提高的战略，即“师夷长技以制夷”。③这种“全球背景”或者说“全球动力”与不同地方的各种互动模式，实为全球史研究的不竭之源。 第四，比较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同一主体(包括物品和思想文化)传播到不同地区后与当地社会的具体结合及其所发生的影响。本特利在《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一文中强调“文化交流”的两个层面。其一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教育、哲学宗教等的传播，笔者认为这个层面上的文化交流是传统意义上从A地到B地的流动，是对现象的描述。其二为“不同社会的代表和不同传统的支持者互相间频繁交流时所发生的调适和其他反应”，④笔者认为这个层面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如果引入比较的视角，则更能推进这一研究。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并非仅仅表现为空间的转移，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或传播完成以后的变异和反响”，例如，欧洲天主教圣母像在16世纪以后传遍世界各地，在不同地区圣母形象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将这些变化背后的文化原因加以比较，并用全球史的广阔视野进行综合分析，便有可能获得对圣母像的全面而立体的认识。⑤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问世以来，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有一百多种类似的《独立宣言》问世，美国学者大卫·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一书就比较了美国《独立宣言》在世界主要地区的传播，特别是传播到不同地区后由当地人所做的具体改变。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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