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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8年，法国史学家布洛赫就指出，比较研究要想切实可行，那些被选定为研究个案的社会之间应该具有重要的历史关联性，从语言、制度、认识论等文化共性，到长时间范围内的持续互动和交流。①然而，比较史学后来的发展实际上违背了布洛赫的愿望。现今的历史学家日益把比较和互动结合起来，从上述四种结合方式来看，前两者体现了互动研究对比较研究的贡献，后两者则是比较研究对互动研究的提升。时隔近一百年后，布洛赫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三、建构 前文所述的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应当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指向，即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所“建构”。“建构”意欲何为?为了使这一概念明晰化，并使之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种自觉行为，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第一，“一体化”(integration)进程的建构。“全球史关注全球一体化，这种方法论指向使之与其他大规模研究路径区别开来”。②这里的“一体化”内涵相当丰富，需要从多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1.联系与互动所产生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世界一体化的程度。以钟表传入日本为例。它在17世纪最初传入日本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摆设。1850年以后，以铁路为代表的新科技、新工厂、新社会组织，都需要新的计时方式，西方的钟表和钟楼成为现代化的象征，日本明治政府也不得不采用新的计时方式。比较钟表传入日本的前后两个阶段，可以发现，重要的不是传入本身，而是各自所处的宏观经济政治背景。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联系本身只是一个起点，其影响和意义大小，取决于大的环境。全球史学者应该认识到环境条件决定着全球联系，在把握联系之前，应当首先深入把握这些环境条件。换句话说，交流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必须让人们认识到交流得以进行的世界一体化程度。③这种一体化在社会学中被称为“结构”，在世界体系研究中被称为“网络”。2.联系与互动又进一步推进了一体化。“一体化”或者“结构”不应当被视为抽象的实体，因为它们是人类主体能动性的产物，是每日每时的时间流动的产物，是不断转化和修正的结果。这也意味着结构与互动间不存在内在的敌对和冲突。3.有些结构达到全球规模，有些则范围较小。也就是说，结构整合不一定是全球性的，它可能是地区性的，甚至地方性的。4.各种一体化或结构并不指向同一个方向，也并非是线性发展的。经济整合可能与政治分裂并行，文化开放和政治经济交流也不一定是同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是在曲折中前进的。5.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全球一体化，并且往往是通过各种区域一体化或者结构交叉重叠而实现的。6.从全球史研究的角度看，一体化持续并达到一定交流频度的历史时期或地区更能发挥全球史的潜力，否则研究难度就会增加，研究成果也不容乐观，甚至可能不如其他研究方法更为有效。正如本特利所说，并非所有历史内容都适合做全球史研究，全球史学者要“找出跨文化互动频繁的历史时代或时期，追溯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下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交流模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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