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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因果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建构。笼统地说，全球史学家通常提到全球一体化的五种推动力量，分别为技术、帝国、经济、文化、生物和生态。①这些力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时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具体地说，全球史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互动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威廉·麦克尼尔在《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一文中指出，1500年之前，欧亚非形成了交流和互动的网络，其原因在于“商业实践实际上逐渐地创造出了一套可行的商业法则，这些法则大大有利于规范跨越文化边界的交流”，“甚至神秘的宗教也为外来者和异教徒留出了空间……因此，尽管不曾有过任何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治整个欧亚非共生圈，但是一套粗略的道德法则的确出现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把跨文明交流的风险降低到能容忍的限度”，麦克尼尔在此提醒全球史研究者应该对这种交流机制高度敏感，并把它作为自觉的研究目标。②尽管麦克尼尔在这里只是只言片语，但启发意义却是巨大的，推动全球史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今天全球化世界的人们提供借鉴。 第三，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的建构。我们可以通过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日积月累，最终构建起具有高学术含量的全球通史。在这方面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近年来的帝国社会史研究。该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总结出一些普遍的发展趋势。何谓帝国?帝国是这样的政治实体，在其中，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至少另外一个社会，对后者的统治手段不同于在自身社会所使用的手段。根据这种理解，帝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证明其合法性，不同时代的帝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在某个时段，一些做法却是具有普遍性的。在近代早期，人们日益关注绘制疆域图、对种族群体进行归类等，也注意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其他帝国。到19和20世纪，出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现象，即许多帝国日益重视“教化工程”。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帝国声称，帝国最终会把至少一部分“异域”臣民转化成为像帝国中心区的人那样思考、生活和接受管理，以此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19世纪后期出现了进一步的转变，以下观点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教化”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目的是更详尽地规范他们的生活，也包括在殖民地的欧洲人的生活。③全球史对历史的“建构”是在互动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互动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跨越边界思考历史的结果，是以全球为最终指向的，这使它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建构区别开来。但就建构方法本身而言，应当更多地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的方法。 行文至此，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涉及全球史研究的多个环节、多种方法，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在一项研究中，可以使用其中一种或几种方法，也可以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方法。笔者近年来所做的地中海史研究就试图把这些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研究以地中海为中心，把地中海视为“互动区”，以有别于传统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史”。在这样一个“规模扩大了的地理单位”下，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互动。从地理的角度看，互动有跨海与环海之分。从时间的角度看，有些历史时期互动频繁且有规律性，地中海也因此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一体化；而有些时期——例如黑死病肆虐的14世纪——则出现相反的情况，一体化遭到破坏。从互动内容来看，可以区分为物质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的交流，特别是物种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地中海以相似的自然景观，法律的交流使穆斯林法与罗马法能够相互借鉴，规范着地中海的商业活动，阿拉伯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西欧12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然而，西欧人在接受阿拉伯科学技术的同时，却拒斥伊斯兰教，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有时非常剧烈，以致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十字军远征，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地中海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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