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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当成一个实体或者“密闭单位”，忽视单位内部存在的差别。第二，忽视研究单位(帝国、民族国家、城市)间的互动，没有把它们放入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网络中，甚至有意回避这种互动，因为太多的联系会使比较变得复杂化。第三，比较有时是为了有意识地证明什么而进行的，比较框架的设计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把其中一方视为标准的，而把另一方视为异常的。这种比较研究的危害极大，典型例证是世界史写作中的“欧洲的奇迹”，它强调欧洲走向现代化的独特之路。① 奥尔斯坦分析了比较方法对于史学发展的独特贡献，认为恰恰是比较史推动了从“密闭单位”内的民族国家史向跨越边界的史学研究的转变，或者说，在研究密闭单位的史学与研究跨边界的史学之间，比较史对研究单位的改变是一个过渡阶段。②不仅如此，比较研究与互动研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的基本学术思想是文明间的平衡、平衡的破坏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变革。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华、印度、中东和西方文明，每个文明都是实体，因此，该书在大多时候所采用的是比较研究方法。根据威廉·麦克尼尔1995年所说，在撰写《西方的兴起》的时候，“我试图说明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自有历史起就开始了互动……以此来修正汤因比的观点”，但其实“我完全是在汤因比的阴影下强调这样一些事例”，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不同文明的独立发展史”。③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体系论的问世，关注联系的研究方法开始受到全球史学者的青睐，到90年代，互动研究似乎已经一统天下，成为同比较研究互相排斥的方法。麦克尼尔父子的《人类之网》就诞生在这一时代，该书所关注的不再是密闭的文明，而是跨越边界的网络。④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研究也日益出现转向全球史的趋势，互动研究与比较研究逐渐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的结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把被比较的单位放入各自的大背景中，注重它们同各自环境的互动。运用该方法最成功的著作是彭慕兰的《大分流》。该书实际上是一部比较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研究。对于该书，人们津津乐道于它的“交互比较法”，即把英格兰和中国相互设定为对方的参照，不仅思考长江三角洲为什么没能像兰开夏那样发展，同样也思考欧洲成为像中国那样的可能性。然而，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同样值得关注，即把每个单位同各自的社会经济大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欧洲之所以领先是有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储藏丰富而运输便利的煤、海上贸易与海军的联合、企业与国家的联合、非洲的奴隶和美洲的资源，等等。其实，全球史的开拓者之一马歇尔·霍奇森在《不同时代和区域历史比较的条件》一文中已经在思考把比较与互动结合起来，尤其强调要考虑到被比较的单位同各自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维京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同时进行海上开拓和殖民，但他们同各自环境的联系是非常不同的。维京人的活动是欧亚非大陆的组成部分，在评价其海上活动及其最终结果时，不能忽视他们同这个广阔世界在技术、贸易甚至政治方面的紧密联系。在扩张过程中，他们自己也被基督教化了，扩张动机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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